——兼談我的歷史寫作觀
在所有的器物中，我最迷戀鏡子也最害怕鏡子。年輕的時候，我有一張還算標致的臉，迷戀鏡子，其實是迷戀自己。尤其是某一天，有女同學說我長得像某個明星，迷戀更甚。我記不清在哪里聽過一句話，是說：“鏡子窺視著我們”——我們打量著它，顯現的是一張你瞪著它，同時也被它瞪著的臉。
很多次，我看著鏡子中那張臉，他在不同的時間里呈現出不同的狀態，或得意、或頹廢、或晦暗、或堅硬、或軟弱。在那里，我庸常不堪的生活袒露著它的每一處肌理，像是刻意營造出的一種假象，虛幻而又深刻。在那面，我穿我的衣，我睡我的覺，我們相安無事，而又彼此對望，兩不相欠。
當我在某一個清晨或者傍晚，注視那些消失在空濛里的歷史人物，我試圖走近他們，可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勞。時間還在，可是時代早已面目全非。我們總想通過文字去打撈時間，可時間里散失的不是殘肢斷骸，不是光怪陸離的人生故事，而是旺盛的腥氣或是心態的轉移。那些順流而下的時間，就像是我曾經迷戀的一面面鏡子，我看著它，它也同樣看著我。它看著我穿過一無是處的青年，走進謹小慎微的中年，走向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的年月，乃至最后的死亡。
那些轉瞬即逝的人和事，成了泡在時間藥劑里的一個個標本，雖然存在，但已變形。我從不相信，我的文字能夠在這個鏡面的世界里安頓世道人心，我頂多是勉強完成對自己的交代，而這種交代又是如此潦草。我喜歡的一個歌手，二十年前高八度唱“不成熟的，快快成長；成熟了的，都通通的開放。” 二十年后低八度吟：“我想回頭望，把故事從頭講。”是他拒絕成長，還是時間讓他學會了放棄抵抗？
這個世界的聲音有著多元化的嘈雜，而我不愿意做一個沒話找話的人。刷存在感有很多方式，而我偏偏選擇了文字，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它讓我失去了很多生活的樂趣。可在這迅疾如電的人生短途中，我實在找不到比寫作更有意義的事。文字是時間饋贈人類最好的禮物，而我總是為自己一再陷入敘事的枯燥，視野和內心的逼仄而深感內疚，捶胸頓足。寫作靠天賦，而上天只給了我一份蠻力。我只能不停地耕作，用量的積累來完成質的提升，除此之外，我不知如何打發這滾滾而下的時間。幸好，我是農民的兒子，耕作是祖祖輩輩留下的活命技能。在選擇事件和人物時，我總是會選擇大時代的主流人物，畢竟他們才是中國歷史的推手與掌舵者。我寫他們，仍希望能夠還原他們的生存狀態，或者說通過內心的重演和借鑒，來疊加自己的人生，來達到對于中國歷史深層次的了解與感悟。
中世紀晚期，羅馬教廷為了籌集資金，開始授權神職人員四處販賣贖罪券。據說，那些領受了贖罪券的人們的罪過就能獲得神的赦免。從某種意義上看，這贖罪券更像是人生的萬能鑰匙。每一段人生都是不可替代，所有的命運都是殊途同歸。在命運和不公面前，誰能祈求一張能解決所有問題的贖罪券？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這些都是不存在的。在豐富的人性之下，世事有萬千答案,又何止一張贖罪券？
基于此，我想盡可能地打撈那些置身于時間洪流中的個體，他們大多是治世者，或置身于一個摧枯拉朽的時代，或置身于一個“道術為天下裂”的時代。他們是大人物，同樣也是時間深處的小人物，他們所信奉的生存哲學和人性陰影上的矛盾，是時代的困惑，文化的困惑，是所有生命共同體的困惑。天才的火花漸次熄滅，英雄不可避免地與悲劇相攜而生。他們以刀鋒，以陰謀，以帝王術，以補天志，去征服他們所處身時代的途程。正因為如此，一個微不足道的時間節點才會被人為地賦予了諸多的意義。是人主宰了國運，還是國運裹挾了人的命運。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他的兒子梁漱溟： “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濟留下一句“能好就好啊！”三天之后，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資金。留萬言遺書：“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讓國人共知國性。”
相對于美人遲暮，我更喜歡英雄老去。畢生所積蓄的力量以及人生中的破綻，都會在最后的時光中情不自禁地透過一些細節流露出來。原來他們的憤怒是如此地虛張聲勢，原來他們的霸道是如此地搖搖晃晃。他們被一再書寫，也被一再誤讀。他們是鏡子里的我們，我們是現實里的他們。老子在《道德經》里最感嘆的是我的大患在我“有生”，若我不是人，我有何患？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罷，其實都是一個時代縮影。那些來自歷史現場的跺腳與吶喊，只是時間的一小部分。如果把這一小部分當成歷史的真面目，那無疑是一葉障目。
人有困惑，習慣于向外部世界探索，總認為是世界欠了他的。這中間有多少悲劇、認知的扭曲，就有多少堂而皇之去犯錯的理由。古羅馬思想家奧古斯丁說過：“同樣的痛苦，對善者是證實、洗禮和凈化，對惡者是詛咒、浩劫和毀滅。”以此類推，同樣是一朝權在手，例如當皇帝，對善者可以成就仁政、和平和自由的世界，對惡者卻是文字獄、枷鎖和不公。
抱著蘋果手機忙著刷朋友圈的你，不會想到喬布斯說過的一句話：“你的時間有限，所以不要為別人而活，不要被教條所限，不要活在別人的觀念里，不要讓別人的意見左右自己內心的聲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隨自己的心靈和直覺。只有自己的心靈和直覺才知道你最真實的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喬布斯說的這句話，王陽明早在600年前就說過，而王陽明只用了三個字“致良知”。致，即“找”，良知，也就是“自己”。我們來這世上一遭，兜兜轉轉不過是在“找自己”。有的人將別人的期待視為要找的那個“自己”，結果越找，離自己越遠，越覺得困惑；有的人穿上別人的馬甲，以為找到了真的“自己”，結果活得別別扭扭，身心困頓。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本來，古人和今人的區別，遠遠小于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你可以感覺古代中國是當今中國的影子，也可以感覺當今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
有人說，今天世界文明的發展，已經進入第二個“軸心時代”。破壞與重建共存，希望與絕望同在，各種各樣的學派、主義層出不窮。我們從未如此自由，各種思想都可以毫無禁忌地出入我們的頭腦；我們也從未如此不自由，虛無與荒誕一再成為生活的主色調。
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自慚形穢。曾經認為堅硬的，也開始松散；曾經以為自信的，也開始懷疑；曾經以為沉默的，也開始聒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將平庸地度過短暫的歲月，很少有人能夠登上巔峰看風景。只有極少數人會在認清這一現實后，還愿意去追逐世俗的高度和內心的寬廣度。他們總是將自己視為命運的寵兒，總認為希望就在下一秒，下一個路口。我們寧愿相信在轉角處會遇上想要的偶然性，也不愿相信會撞上南墻的必然性。蕓蕓眾生，憑什么不是我，又憑什么偏偏是我？
有人問，人類社會的結構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奔了這頭，就放了那頭。當一頭失重，又想要去往另一頭平衡一下。今人如此，古人又何嘗不是如此。作為古老中國的代表人物，他們是如何面對固步自封，如何面對殘忍暴力，如何面對時運顛倒，如何面對痛則思變……是什么支撐著他們完成了自己的人設，是宗教信仰和出世的精神，是“忠、義、信”的價值觀，還是癡迷于入世的誘惑？
萬物皆有始，雖無限循環，卻總有來處，這是這個不眠不休的宇宙和轉瞬即逝荒誕不經的人生唯一可以肯定的存在。往圣先賢用他們仰望星空時所發出的喃喃自語，開啟了萬物靈性與心智的交流，并喚起無數同樣困惑者當下的覺醒。現代人喜歡掛在嘴上的一句話，離開誰，地球都照轉。個體的滄海一粟，擋不住時間的大浪淘沙。顛沛于風云亂世，看似優雅榮光，實則忽略了多少矛盾與尷尬，更遑論內心世界的大開與大合。現代人喜歡問，我們的信仰去了哪里？問總是好的，怕就怕連問都懶得去問，就選擇了順大流的暴走團。從小老師就告訴我們，跟上隊伍不掉隊，人多的地方是安全區域，那里有人替你做主，有人替你思考，你只管閉眼跟上，莫問前路。一旦不再分享思想的喜悅和感念，一旦來者狂妄后世虛驕，人類的智慧就會退隱于無形。
生活在當代社會，我們感受到時代轉型的苦難和文明世界現代性的危機。利奧·施特勞斯在《現代化的三次浪潮》中這樣描述現代性的危機：“現代性的危機表現或者說存在于這樣一宗事實中：現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寥寥幾代之前，人們還是普遍確信人能夠知道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能夠知道什么是正義的（just）或者好的（good）或者最好的（best）社會秩序——一言以蔽之，人們普遍相信政治哲學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在我們的時代，這個信念已經回天乏力了。”
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人性永遠是鏡子里的自己，是時間慢慢去撥開的謎底。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是一條河，而河流與河流之間，一直都是有區別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有句對白：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棄自己，還有誰會救你？每個人都在忙，有的忙著生，有的忙著死。忙著追名逐利的你，忙著柴米油鹽的你，停下來想一秒：你的大腦，是不是已經被體制化了？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的上帝在哪里？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不敢反復問自己，每問一聲，心底都會傳來悠長的悲鳴。
(宗承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