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第一首新詩開始到今年，中國新詩誕生已經一百年了。一百年，圍繞新詩的成敗和發展，爭議始終不斷，觀點紛紛揚揚。全國各級各地都在開展紀念活動，作為一個詩歌作者，我也在進行個人的思考。說實話，我對中國的新詩是充滿信心的。在當下的中國，寫詩的人很多，讀詩的人也不少，一遇到重大事件，詩歌總是極為敏感地積極參與，使事件朝著更人性化的方向發展。我不僅訂閱了很多詩歌刊物以及綜合類的文學刊物，而且經常在網上、從書店里購買詩歌專集，努力使自己對當下的詩歌保持在場的狀態。
不容否認，詩歌寫作存在一些問題，人們對詩人的評價眾說不一。不光是詩人，整個文學的地位都在下降，或者說回歸平常。從科舉時代神圣如星辰一般逐步式微直至現在落入凡間，導致了寫作者本身不重視、不嚴肅、不堅守、不專心，因而寫不出好作品。這個很不應該，是人都在凡間，詩人也要吃飯睡覺排泄，過凡人生活，這本來就不必要抱怨，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本分。寧靜致遠，詩外的事情少一點，用于詩內的精力、時間就會多一些，詩里的功夫就緊湊一些。我就不喜歡那些打扮怪異、整日神經兮兮的“藝術風范”。外在是結果，內因是根據，有什么樣的裝束就有什么樣的內心。很多人寫詩也是這樣，不好好說話，把詞句弄得顛來倒去，看上去也像人一樣瘋瘋癲癲的，仿佛神秘了，“詩意”了。我倒覺得，它們不是詩，甚至不是語言。
好詩還是靠內容，靠情感，靠內在的東西去打動人、感化人，使人享受到美感，體驗到詩意。艾青的“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之所以能讓所有中國讀了都與他一起落淚，因為他寫出我們共同的情感，使我們在閱讀時得到相同的體驗。
每個人內心都有詩意。詩歌要落入人間，要有溫度，有光度。詩歌是有生存空間的，曾經有人說過，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成為詩人，但我們每個人心里，都應該或多或少存在著詩意。詩意這個東西，聽上去很抽象，很玄乎，其實也很具體，很真切。詩意是自己的，就像我們對一段文字、一幅畫、一部電影等等吧，突然有所感悟，覺得其中有些內容碰觸到心里敏感的部分，它讓我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它讓我們想到了過去，想到了未來，想到很多失去的或者想要的東西。比如我們讀“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讀到“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讀到“這幾張臉在人群中幻景般閃現；/濕漉漉的黑樹枝上花瓣數點”（龐德《地鐵車站》），等等，我們心里立即起了波瀾，人在無際的時間、空間里漂泊無居的憂苦很快占據了所有感覺。我覺得這就應該是感受到了詩意。我們經常能遇到，一個從來不寫詩的人，甚至不識字的人，突然說出一兩句極富詩意的話來。我認為這一點也不奇怪，荷爾德林說，人們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生活本身就是詩，有一個人發現了、感受到了，記錄了下來，甚至再提煉一下，表達出來，就可能是能觸動我們的好詩。從這一點來說，詩意無處不在。
需要用詩歌來表達的內容太多了。說到這，我還想說，每個人都是需要詩歌的。孩子生下來到一周多，開始學說話了，我們就讓她背詩，我們相信“熟讀唐詩三百首”對語言學習對生活實踐的好處。人生活在具體的世俗條件之下，要吃飯，要穿衣，要行走，要居住，要有愛，要有情，還有其他欲望，無邊無際的。我們就是在這些具體的世俗包圍之中，一步一步向生命的終點邁進的。作為個體，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明自己和別人活得不一樣，我們有想法，有目標，有我們自己獨特的感受和享受生命的方法，與某一句詩、某個詩意的方式對應著、聯系著。艾米莉在《我是為美而死》寫道：“我是為美而死——被人／安置在這個墳冢／有人是為真理而亡的，也被葬在旁邊的穴中／他曾輕聲問道‘你為何而死’？／‘為美，’我回答／‘我，為真理——兩者都一樣／我們是兄弟，’他說話／就這樣，像兩個男人，相會在這個夜晚／隔著墓地交談／直到青苔爬到我們唇邊／將我們石碑上的名字遮掩。”這是我最喜歡的詩之一。在美國，在十九世紀，遙遠聲音，十分的清澈。沒有時間的界限，沒有空間的隔離，更沒有語言的陌生，它給了我詩意的感覺，一切都自然而然的。這首詩里，她虛構了一個情節，深夜里，墳場中，兩個相鄰的墓穴，兩個人的靈魂，隔著堅實的墓地把聲音送給對方；她建設了一個信仰，世界上從來沒有孤獨和寂寞，這樣的方式應該比生命之中的所有方式都要長久得多，他們的方式應該成為我們活著的人希望。隔著長長的歷史、地域和文化，我們仍然可以從中讀出，我們都在追求生命的意義。
真情實感是詩歌的生命。人類進入文明之前，沒有語言，沒有文字，個人的內心不為他人所知，人的思想埋藏于身體深處的黑暗之中。文明的意義應該是用文化作為工具對人們的思想進行照亮，使人內心陰暗被消除，心情變得光明磊落，人們的思想可以相互看見、交流，人與人之間能夠順利溝通、相處。文字工作者這個角色應該承擔起這個任務，用在場的優勢把生活照亮，使更多的人看到，感受到美好。詩歌、語言、文字雖然都是從生活中來的，但它們已經十分抽象，離生活本身十分遙遠了。一個表達能力十分高強的詩人，一定會沉入到生活的細部，盡量對生活進行還原，使我們從詩句里讀到生機勃勃的生活。只有在現實生活的土壤里，詩歌才能獲得完整的生命，像土地上的莊稼、草木、花朵，既豐富多彩，又生機盎然。
詩歌的創作需要技巧，需要技術。技巧在于發現，技術在于整理和修剪，它們會使詩歌更好看，更容易被人接受，但它們不是詩歌本身。技巧是在修路，路修好了是為了更好走，更快捷地抵達目標。路是當然用來走的，是我們抵達目的地的工具。我們不能只讓人們看到路很好，把路扛在肩上，舉在頭上，到處炫耀，你看看我的路不錯吧，你們都來學我的路吧。結果弄得自己的腳都沒有地方放了，也就沒有辦法繼續往前走，導致前不能發展，后不能回家，徹底完蛋了。
說到底，詩歌是語言藝術，“語言”是定語，對中心詞“藝術”進行修飾和限制，它不是全部。詩歌必須落實到藝術，藝術是反映當時當地社會生活，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意識形態，是用能激發他人思想和感情的形態或景象來表達現實。新詩要真正贏得讀者走向大眾，要能成為經典，詩人們要想新詩擁有強大的生命力生機勃勃地向前發展，必須把大路還給腳下，把汽車還給屁股，我們帶上腳走、帶著屁股坐上就行了，把目光和精力投給兩邊的風景和遠處目標，向生命向人性深處挖掘，使我們的詩作在現實中精彩紛呈，仿佛生活本身，生動而自然。
（江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