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前的中國，“山河破碎風飄絮”、“風雨如磐暗故園”�！拔逅倪\動”的爆發，促進了中國人的空前覺醒，促進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當馬列主義傳播到壽縣這座曾經走出石德寬、張匯滔、方振武、柏文蔚等一大批辛亥志士的英雄城市時，一批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熱血青年，接受了馬列主義，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驅。
在黨的創立時期，全國只有420名黨員，壽縣有高語罕、曹蘊真、徐夢周、魯平階、茅延楨等5名黨員，超過了1%。1923年冬，壽縣就成立了安徽最早的直屬中央領導的小甸集特別支部，有曹蘊真、薛卓漢、方運熾等8名黨員。1920年，高語罕經李大釗和張申府介紹，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共最早的黨員。他以通俗的文字、大眾化的形式，向民眾宣傳“五四”以后中國社會運動的指導思想、革命道路和斗爭方式等問題。他的《白話書信》，1921年初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發行，與陳獨秀《獨秀文存》、胡適《嘗試集》為當時最暢銷三部書,雖屢遭國民黨當局查禁卻再版39次，發行10余萬冊，喚醒了沉睡的民眾，影晌了蔣光慈、錢杏邨、李克農、曹淵等一大批青年志士。
黃埔軍校是中國革命史上用愛國和革命的精神成就的一所新型的軍事政治學校。“投筆從戎，到黃埔去！”成為當時大批熱血青年的最進步之舉。1924至1926年，壽縣就有曹淵、孫一中、曹蘊真、廖運澤等20余人，參加軍校一至四期的學習。1924年春，茅延楨受上海黨組織委派最先來到廣州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擔任軍事教官、正取生二隊隊長和二隊黨小組長。在茅延楨的影響下，二隊學員的思想最為活躍，是全校共產黨員最多的隊，其中就有許繼慎和彭干臣。他還是“青軍會”的主要成員，在他的周圍聚集了李之龍、蔣先云、周逸群、曹淵、徐向前等人，和周恩來、張崧年、高語罕等九位黃埔中共黨員被譽為“紅色拓荒者”。1925年，高語罕從德國留學歸來，也到軍校任教，是最受歡迎的政治教官，與鄧演達、惲代英、張治中被譽為“黃埔四杰”。1926年1月，高語罕出席國民黨二大，被指定為中共代表團黨團書記，與汪兆銘、邵力子起草宣言，與張國燾、許卓然講述國共合作之必要，與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等十二人選為中央監察委員。
1926年3月，葉挺獨立團在肇慶成立，這是我黨領導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裝。該團骨干都是共產黨員，曹淵接周士第擔任獨立團第一營營長。7月1日，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獨立團為北伐先鋒。在郴州、攸縣、平江、醴陵和攻打汀泗橋、賀勝橋的激烈戰斗中，曹淵率領一營官兵，沉著指揮，機動敏捷，英勇頑強，為獨立團贏得了“鐵軍”的光榮稱號。最后犧牲于武昌城下，年僅24歲。孫一中接任獨立團一營營長，踏著烈士的足跡，帶領全營官兵，在攻占武昌、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戰斗中為“鐵軍”的旗幟再添光彩。
為配合北伐進軍，1926年冬周恩來到上海，參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經彭干臣（孫津川的入黨介紹人）引薦和趙世炎等人介紹，與孫津川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指揮武裝起義的“特別軍委”和周恩來的住所就在他家的樓上。起義前后，孫津川先后被選為滬寧、滬杭兩路罷工委員會主任委員、鐵路工人糾察大隊大隊長，成為起義隊伍的中堅力量。起義勝利后，被選為滬寧、滬杭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出席了黨在漢口召開的五大和全國第四次勞大。黨的八七會議后，孫津川調任南京市委書記，在極其嚴重的白色恐怖中，堅持地下斗爭。后遭叛徒出賣，拒絕營救，為自己的信仰倒在了雨花臺下。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共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開始。起義前的7月24日，高語罕（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和賀龍、葉挺、葉劍英、廖乾吾五人參加了歷史上著名的“小船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葉賀部隊赴南昌參加起義的軍事行動，保證了起義的主力部隊順利到達南昌，保護了軍事領導人的安全，對保證南昌起義的成功舉行起了重要作用。起義當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高語罕和宋慶齡、鄧演達、毛澤東等25人為委員。會議通過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委員會宣言》。而孫一中（七十五團一營營長，該團黨的書記）率領下的第二十五師七十五團的三個營和周士第的七十三團是起義的預定主力部隊。起義當天，周恩來派聶榮臻去馬回嶺，與周士第、孫一中將第二十五師的兩個團又一個連計3000人，脫離張發奎控制，向南昌開拔，參加起義。孫一中被任命為七十五團團長，率部駐守南門，擔任警戒任務。南下途中，孫一中率部奮勇斷后，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在會昌、洛口墟、三河壩等激烈戰斗中，機智靈活，英勇果斷，重創錢大鈞部，一舉打敗素以“頑強”著稱的國民黨桂軍，擴大了南昌起義的革命影響。起義失敗后，孫一中與許光達被黨中央派往洪湖根據地從事武裝斗爭。先后擔任紅六軍軍長、紅二軍團參謀長、紅二軍軍長、紅三軍參謀長兼紅七師師長，和賀龍、周逸群一起開辟了僅次于中央和鄂豫皖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當人們講述著洪湖赤衛隊的故事，吟唱著“洪湖水浪打浪”的歌曲時，一定不會忘記和周逸群、賀龍一起創建洪湖根據地的壽縣青年孫一中。
自古巾幗不讓須眉。在壽縣燦若群星的紅色先驅中還有一位巾幗英雄——孟慶樹。她出生于一個中醫世家的名門望族，15歲時毅然拋棄了優越的家庭生活，入安徽黨務干部學校學習。不久投筆從戎，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即黃埔軍校第五期）女生隊，與謝冰瑩、趙一曼一起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兵。1927年11月，孟慶樹受黨中央委派與劉英、唐儀貞一同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為中大的第三批學生。與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成為在中共黨史上影響深遠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37年11月，孟慶樹把五歲的女兒交與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做了養女，隨王明回國參加抗戰。任長江局婦委會委員、書記，兼長江局民運部婦委會主任，代表陜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常駐武漢，公開參加各界婦女活動。長江局時期,是孟慶樹一生中政治活動最頻繁的時期。她以極大的革命熱情和超凡的組織能力，為組織發動婦女界抗日救亡運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奠定了她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她是中共六大、七大代表，是一直工作、生活在共產國際和中共高層人物之間的巾幗英雄、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領袖。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一靠筆桿子，二靠槍桿子，“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壽縣的紅色先驅有的是拿筆桿子的理論家，有的是拿槍桿子文武兼備的軍事家和工人運動的杰出領袖，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國革命的重大歷史關頭和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著以一當十以、以十當百的作用。他們“志存高遠”的革命理想，“敢為人先”的革命精神，“百折不撓”的革命氣節，“無怨無悔”的革命情操，是壽縣人永遠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