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戰研究
東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發生在古壽陽淝水間的淝水之戰，是“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典范戰例。它是一次波瀾壯闊的軍事戰爭；一場精彩經典的軍事戰例；一部輝煌燦爛的軍事史詩。
淝水之戰不光是戰爭雙方的軍事角力，交戰中苻堅的“半渡而擊”之計和謝玄的“混水摸魚”之策，都是軍事謀略、智慧的爭斗。在戰爭中凝煉的“投鞭斷流”、“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等軍事成語典故，對豐富軍事文化的內涵具有重大意義。中國軍事兵法典籍中提出的決定戰爭勝負的三大要素：“天時、地利、人和”在淝水之戰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此次戰爭雙方的勝負經驗總結，給軍事理論的研究提供了鮮活的佐證。
一、淝水之戰的戰略意義
八百里秦嶺攜手千里長淮，固守在中華中部版圖上，一條大淮河，成了中國南北方的分界線，人們常常記得民間流傳的“南人吃米、北人吃面”之說，而“北人騎馬，南人駕船”之說，也道出了南、北方人不同的傳統風俗和生活習慣。
淮河中下游水量充沛，河道寬深，自先秦以來即為重要槽路。東晉南北朝時期，無論是北方水師進軍淮南，或是南方政權北伐潁口（今安徽潁上縣東南），這段河流都是利用率極高的干流槽路。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苻堅正是看準了淮河的重要戰略地位，才毅然發動了淝水之戰。就其軍事戰略層面而言：其一，奪取淝水，等于打開了東晉都城的門戶。其二，奪取淝水后，可直取廬州（今合肥），經巢湖入江，進逼建康。其三，奪取淝水后，陸路經曲陽（今定遠縣西北）鐘離（今鳳陽境）叩關鐘山，兵臨城下，成三面夾擊之勢，直接威脅東晉安危。
就其經濟層面而言：其一，淮河沿岸，氣候溫和，雨量豐沛，東漢時期，廬江太守宋璟治芍陂，推廣牛耕，促進了淮河南岸的開發。其二，壽縣出土的連版“楚爰”，證明了壽縣錢幣鑄造中心的地位，而秦墟早期古窯的陶器則證明了沿淮手工業的相對發達，商貿經濟的繁榮。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末全國人口5959萬人，而淮河流域人口大約有1448萬人，幾乎占了全國總人口的1/3。壽春縣（今安徽壽縣）也成了流域地區著名的商業都會。其三，古潁州（今安徽阜陽）是皖北重鎮，著名的糧食集散地，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中游地區的“秦墟”和“鐘離”古國，自春秋中期后便成了戰略要塞，吳楚重兵爭奪之處。淝水之戰如秦軍突破淝水，占據淝河，那么不僅妥善解決了繼續南下的糧草供給，也為日后奪取沿江江南，統一全國奠定了雄厚的物質、經濟基礎，提供了強有力的后勤保障。苻堅正是出于這種大戰略的通盤考慮，才決然發動了淝水之戰。
二、淝水之戰的戰爭性質
戰爭性質，就其誓學意義而言，即是戰爭倫理問題。 “探討軍事思想也好，軍事事件也好，軍事人物也好，都是從能否推動社會發展，促進中華民族進步的作用出發，實出確實對國家進步、人類文明有益的重大事件，而不囿于眼前利益”。我是極為贊崇這一觀點的。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發展史，反復的改朝換代都是通過戰爭手段來運作的。推動這些戰爭的動因很多，但首當其沖的一條理由就是：國家的統一和分裂。為此，我們判定戰爭性質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統一和分裂。
秦始皇通過戰爭結束了分裂，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秦帝國。經過一系列重大變革，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繁榮，人民亦休養生息，有了相對穩定的生活。對此，誰能斷言秦始皇的統一戰爭是非正義的呢？
“楚漢相爭”，劉邦建立了大漢王朝，才有了后來的“文景之治”和漢武帝的“江山一統”。唐朝統一，開放，鑄就了舉世矚目的“貞觀之治”。
所有這一切都告訴我們，統一使國家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幸福安寧，分裂則阻滯社會發展，阻礙人民生活改善，因此，凡一切為國家統一而發動的戰爭均代表了人民利益，推動了歷史變革，都是可以被認為是有進步意義的戰爭。
淝水之戰該怎么定性？自古以來，由于幾千年封建正統觀念的制約，苻堅都被認為是“目光短淺、狂妄自大”而受到非議，尤以北宋武學博士何去非所撰《何博士備論》為甚。“所謂悖于其所興者三者，不懲魏人而再舉之退敗，而求濟其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其氐羌之丑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于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為社稷之仇，三也。”
何去非在“備論”中認為苻堅發動淝水之戰有三個背理之處。一是兩次擊敗北魏而未乘機消滅它，反而攻打尚未窮途末路的東晉，故以東晉系正統，氣數未盡，天命難違之論否定了苻堅。二是“忘記了自已是異族丑類，妄圖承襲正統違犯天命。他以近乎漫罵的語言詆毀了苻堅。三是受鮮卑舊族頭領的蠱惑而忘了他們與自已的亡國之仇。此論到有幾分公允，道出了苻堅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縱觀全局，何去非對淝水之戰的性質做了不符實際的結論。
由于《何博士備論》是一部以朝代和歷史人物用兵得失為中心的評論集，“議論縱橫，頗多精見，在國內廣泛流布，日本、瑞典亦有譯本流傳，又被收入《四庫全書》，故爾影響很深，對苻堅淝水之戰的否定幾乎成了定論，但這個結論并不公允。《兵書戰策》的編者在《何博士備論》的簡介中明確指出：“對戰爭并不單簡單地以肯定或否定的觀點看待它”……關鍵在于是否合乎“德”與“道”。依據這一觀點，才能正確評論歷史人物的功過得失。這就告訴我們，評價戰爭當事人物，應以客觀時勢本質為依據，而決不能“成敗論英雄”。
苻堅在發動淝水之戰前，南北方長期處于動亂之中。
公元304年（晉惠帝永興元年），匈奴貴族劉淵在山西自立。公元311年（西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淵攻占洛陽，捉懷帝司馬熾，史稱“永嘉之亂”。公元316年（西晉愍帝建興四年），匈奴兵攻占長安，西晉滅亡。羯、鮮卑、氐、羌族紛紛起兵，在一百三十多年時間里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王朝，史稱“五胡十六國”。
公元357年（東晉穆帝升平元年）苻堅殺苻生，自立為“大秦天王”。苻堅任用漢人王猛，并一年內升調五級，做到尚書仆射。
苻堅和王猛大膽改革，國力日盛，公元370年（東晉廢帝太和五年）滅鮮卑前燕；公元371年（東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占東晉漢中；公元373年（東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占東晉成都和梁益二州。公元376年（東晉孝武帝太元元年）滅前涼，又占領甘肅西部和新疆南部，并滅了代國，統一了北方。
苻堅平定戰亂，統一北方，這對長期處于“五胡十六國”的戰亂局面，無疑是一個歷史進步。這統一、安定、發展的大好局面，不僅為苻堅南下增強了自信，勃發了雄心，更為即將開始的統一全國之戰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即合于“德”，亦合于“道”的淝水之戰正是在這種外部條件基本成熟時的重大戰略決策。而江南東晉王朝，偏安一隅，無心北伐，苻堅的南下正是為結束南北分裂局面所做出的努力。據此，我們以為苻堅發動的淝水之戰，主旨在于爭取統一，結束分裂，這無論從主觀還是客觀上判斷，此戰性質雖不能武斷地稱其為正義之戰，但如果成功，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至于何去非談的“逞其氐羌之丑類，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之說更是荒謬！中國少數民族統一全國建立王朝之例不在少數，元大帝的拓疆稱霸，滿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不都是由北方少數民族發動統一全國之戰而改朝換代的嗎？當蒙族、滿族人建立了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后，無論蒙滿還是漢人，不都三叩九拜長呼萬歲么？那時還有誰敢說“逞其蒙、滿之丑，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呢？苻堅淝水之戰的失敗，只是他戰略決策失當和戰術指揮失誤的結果，不能成為戰爭定性的理由。就戰爭定性而言，淝水之戰都是力圖歷史的進步，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今天我們重新研究淝水之戰的性質，旨在還原戰爭的本質特征，還原以歷史發展戰略大勢為依據的判斷標準，即不能成敗論英雄，也不能簡單的以“政治延續”和“利益沖突”定事非。只要是促進歷史進步，帶給人民安定生活，無論是誰挑起的戰爭，都不該簡單的肯定和否定。 （上）
(劉化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