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開放30多年潮起潮落，風生水起，不同凡響。國民經濟建設一直突飛猛進，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日新月異，這是舉世的共識與口碑。然而理想主義思潮似乎沒有同步跟進，一度不堪拜金主義乃至享樂主義思潮的擠壓而萎縮；與此同時，文學的社會功能也跟著萎縮，日益邊緣化，曾經擁有的社會功能諸如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救贖人病的價值及其意義已經成為昨日的黃花，風光不再，于是，一些作家也開始隨波逐流，淡化責任，有辱使命，也自覺地融入到文學市場化、功利化的深淵而不能自拔，于是便不可抗拒地出現了“文學墮落”的現實。
的確，自市場經濟大潮激揚中國社會以來，文學的自尊、自信、自戀結構一度失序，藝術生產的質量與品位也日趨滑坡，涌現了大批量主題灰暗、內容惡俗、品位低下的文藝作品尤其小說，諸如《我愛美元》、《比如女人》、《渴望激情》、《上海寶貝》、《駛出欲望街》、《烏鴉》等等，在這類作品里，理想主義的光環幾乎喪失殆盡，讀者從這些作品里已經讀不到社會和諧與溫暖、人生光明與希望；即便一些藝術品位、專業水平不錯的長篇巨制，卻也同樣因為思想稀薄、主題冷漠甚或把我們生活著的這個世界無限庸俗化、妖魔化而被讀者打入“問題小說”之列，像《滄浪之水》、《情愛畫廊》、《逆行精靈》、《突圍表演》、《有了快感你就喊》等等，毋庸諱言，閱讀這些作品，給讀者帶來的負面影響遠遠大于正面受益，與其媚讀倒不如拒讀。也難怪當代大學生普遍怠慢當代小說，雖與顧彬們的“垃圾說”不敢茍同，卻也一致認為當代小說沒有幾部作品能真正稱得上是優秀的，不值得花時間閱讀。諱言不如坦言，讀了這些喪失理想、逃避責任的作品，常常倍感精神無著、生命無依，受害遠遠大于受益，于是便干脆“閉讀”而待之。
筆者作為一名大學文學課程的教師，算是這一“閉讀”現象的見證人。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理想主義思潮的喪失是導致當代小說失寵落敗的重要因素之一。
是的，一個人倘若完全喪失了理想主義精神的支撐，便如行尸走肉；而一部作品倘若完全喪失了理想主義精神內蘊的支撐，也就容易淪為文字垃圾。德國漢學家顧彬之所以有“中國當代小說是垃圾”之“酷評”，就因為接觸了衛慧等人的小說從而才讓他落下了以偏概念的“中國怨”。
當然，如果顧彬的“垃圾說”指的就是《上海寶貝》之類的作品，那么也不為過。筆者也曾接觸過這部小說，不過僅僅只讀了幾個頁碼就撂下了，至今不曾再有展卷之意。記得武漢女作家方方曾有一句經典的點評，“一眼看去，滿紙肉氣”，這就是《上海寶貝》的藝術“底線”，可謂道德淪喪，生命貶值，人都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肉體交易品，哪里還有一絲一毫的理想主義精神存在的空間？可以說，作品理想主義的喪失首先在于作家個人理想主義的喪失，否則，從血管里出來的就一定都是血，而不致于都變成了污水濁流。
還有閻真的《渴望激情》和祁智的《狗日的前程》，也都把當下這個社會現實虛構得暗無天日，讓人從頭冷到腳跟，社會近乎“地獄”，人都近乎妖魔，尤其前者竟然把知識分子無限加以“修理”，知識分子也都變得人不人、鬼不鬼；小說的立意在于：知識分子為了活著，也想進軍官場，于是，知識分子也都異化成了鱉和蟹，只有不擇手段地往上爬，如鱉如蟹一般“以爬為上”才有可能獲得成功。同樣，理想主義精神在這些“無情批判現實主義”的小說里也都不見了蹤影。無論誰讀了這樣的作品，收獲的無疑都是失落、都是絕望，別說不會給讀者增加一點理想主義精神的希望指數，即使原來尚存的一點希望指數本錢，恐怕也會血本無歸。
難道文學的責任與使命就真的被時代拋棄了嗎？時代的回答是不，也就是說，不是時代拋棄了文學的責任與使命，而是一些作家自身拋棄了責任與使命，拋棄了讀者，也拋棄了自己。盡管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不容改變，但“文以載道”的“底線”不能也跟著潰不成軍、落荒而逃；文學固然已經不能動輒呼風喚雨、泣血吶喊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但至少還應該堅守審美地把握世界、把握生活、把握人生命運的創作規律抑或規范，讓文學成為文學，能最大程度地給讀者帶來一點和諧與溫暖、光明與希望，尤其是呼喚理想主義思潮的回歸，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時期文學不可或缺的責任和使命。
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也難免顧此失彼，中國社會曾經擁有的熠熠生輝的理想主義的光環、似乎在以經濟建設為主流話語的強勢中逐漸淡去。許多人的價值觀悄然發生變化，都不約而同地變成了拜金主義的追捧者，認為實實在在的“有錢”比空頭支票般的“有理想”更加實用、時尚，也更加自足，而理想主義精神卻日益變得陌生、隔膜。這也是伴隨著經濟建設大潮的沖擊泥沙俱下之一種現象，是不可回避的。不可回避并意味著坐以待斃，呼喚理想主義回歸，不僅政府有責、社會有責，而你我他尤其文學藝術創造者，也有責任。
不久前，《參考消息》曾轉載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的一篇題為《理想主義思潮在中國重新抬頭》的文章，該文認為中國社會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初葉的20多年里，常常被視為是一個沒有理想主義的時代，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道德失序、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諸多歪風盛行。而到了2011年新春伊始，有人驚呼：中國的理想主義又回來了！文中列舉了許多事例進行了理性的分析，并認為理想主義正在改變中國現狀，而知識分子是最具有理想主義的代表。此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反響，或許這就是理想主義回歸的一個報春的消息。的確，自去年新春以來，全社會都在呼喚、弘揚雷鋒及其雷鋒式的當代英雄人物，的確給中國社會肌體注入了更多的“補氧細胞”，增強了免疫力。
然而，我們的一些作家、小說家與時俱進的表現并不盡如人意，市場上涌現的能夠給讀者帶來更多和諧與溫暖、光明與希望的作品可謂鳳毛麟角，而“問題小說”仍然甚囂塵上，雖然年產量已逾5000部的長篇小說成果被有關部門津津樂道，但能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優秀小說又有幾部？即便獲得“茅獎”、“魯獎”乃至“諾獎”的作品中，也未必都是有益于社會進步與精神凈化的好作品。我們的一些小說家似乎已經成了“異化”的先軀，早就把文學對于社會的責任與使命拋到了一邊，只管埋頭寫自我標準的小說，表現小我的“象牙塔故事”，看重市場與功利，能登上“作家財富榜”榜首似乎才是文學的硬道理，至于對于理想主義內蘊的思考與立意的價值取向，早已經被淪為邊緣化的“廢料”。
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一部分，也應該是社會的先知與良知的代表，我們在警惕乃至拒絕文學政治化傾向抬頭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文學的本質就是審美崇善，而不是審丑媚惡，一部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會洋溢著理想主義的光環，而且也會給讀者帶來和諧與溫暖、光明與希望，讓讀者在作品中還原自己的“人生夢想”。比如張海迪的《絕頂》就是一部迸發理想主義光環的好作品，那個大氣磅礴又溫馨柔美的雪域之巔就象征著人類共同追求的精神“圣地”，盡管也充滿了悲情與不幸，卻也給人以積極向上的力量。張煒的《你的高原》也是一部呼喚理想主義精神的上乘之作，有人稱之為“補鈣”之作也并非過譽，小說通過一系列人物形象所宣示的一種感人勵志的時代精神及其民族風采，正是中國當下社會及其讀者的心理期待，閱讀一部充滿陽光的作品就等于精神保健。此外，劉醒龍的《圣天門口》和《天行者》，也都堪稱張揚光明與希望之作，深層次結構中都沉淀著理想主義的意蘊，小說寫活了人，也呼喚了理想主義精神。這不僅是作家的責任，而且也是文學的使命所在，一句話，文學的出路不在別處，也就正在這里。
（孫仁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