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作品性質漫談
《楚辭》中的《九歌》，因其題材神秘、想象豐富、語言清麗、意境優美而獨具特色。然就其作品性質而言，是為祭祀而作的巫歌還是“緣情”而發的抒情詩，是有爭議的。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已之冤結，托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后世之《九歌》為巫歌、祭歌的論斷多由此生發。這段文字指出了《九歌》的作者、創作緣由、創作時間、創作目的、思想傾向等問題。創作緣由方面，一是屈原內心憂愁難解，有東西想要發表；二是流放地“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的言詞“鄙陋”的民間祭祀活動觸碰了他的靈感，讓他內心深處難以言說的感情有了可以附著的形式。于是，就有了題材取自于祭祀活動的抒情詩歌《九歌》的產生。很明顯，這里所寫的巫祭題材只是一個形式上的東西，屈原要表達的是自己的真感情。換言之，即使沒有巫祭這種題材，詩人的內心感受還是要表達的，如，詩人創作了《離騷》《九章》等作品。按王逸所言，《九歌》在創作目的上，主要有三點：一是上陳事神之敬（這是必然，因為題材的要求）；二是下見己之冤結（這是關鍵，是詩人創作沖動的來源）；三是托之以風諫（聯系屈原生平事跡及其它作品，此意或許有之）。
試想，如果《九歌》果為祭歌，那么，在巫風很盛的楚國，如此神圣的作品，怎敢不按程式化來寫作，而能隨隨便便加入執筆者自己的個人感情呢？很顯然，《九歌》只是屈原的一組借助巫祭題材表達“已之冤結，托之以風諫”的詩歌。我們不能把涉及巫祭題材的組詩《九歌》看作祭歌，就好比我們不能把一部軍事題材的小說當做軍隊內部文件來對待一樣！
其實，《九歌》的創作，即便如宋代學者朱熹所認為的，是詩人屈原在民間祭歌的基礎上“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成，經過修改的《九歌》是否仍為祭祀所用也是值得懷疑的。清代學者戴震早已指出：“九歌東皇等篇，皆就當時祀典賦之，非祠神所歌。”
回歸文本，或許更容易把握作品性質。祭歌作為祀神之曲，首先在基調上應該要和祭祀的莊嚴肅穆氛圍相合，其次在內容上還應體現求神祈福之意。縱觀《九歌》的11篇作品，除《東皇太一》一篇寫的較為虔誠莊重，《國殤》一篇寫的較為慷慨悲壯之外，其余各篇，內容纏綿悱惻，大多涉及男女情愛，全組詩找不到一點贊美或求助神靈的句子。無論是在感情基調上還是在詩歌內容上，這都大大有悖于我們對祭歌的一般理解。
和祭祀活動之氣氛相合的《東皇太一》，其內容不過是生動地描繪了一次祭祀活動的場面而已，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對祭祀過程從始至終的純客觀的描述。或許，我們更應該把這首詩看作是，在參加過一次祭祀活動之后，詩人寫下的一篇觀后感。再看《國殤》，詩歌采用直賦其事的手法，描寫了一場殘酷悲壯的交戰場面，詩人對戰士們的勇武精神進行了由衷的贊美。這樣的戰爭場面或許真有之，或許只是一生主戰的詩人心中的一個夢。
其它如《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者，語言優美清麗，感情纏綿悱惻，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對或喜或悲的愛情生活的描繪，可以當做是情歌戀曲來讀。我們“不妨把《九歌》中所抒發的貞潔自好、哀怨傷感之情緒，看作是屈原長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那么，這種個性化很強的、流露自己真感情的文學作品，當然就不會是用在莊嚴肅穆的祭壇上的祭歌了。于是，對于《九歌》，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來理解：正是祭祀活動中的演繹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神的故事的歌舞表演觸碰了詩人的心靈，一直難以排解的憂愁就借助這些題材，以詩歌的形式迸發出來。
正如湯漳平先生談到《九歌》時所言：“由于作品本身題材（描寫神生活）的緣故，使得人們容易把它同宗教生活發生直接的聯想，否則，以作品本身的情調而言，誰會認為它是一組祀神曲呢！”讀《九歌》，就要剝去附著在其上的巫祭因素，還它抒情詩歌的本來面目。比如《湘君》、《湘夫人》兩篇，其實是不能分開的一組情詩。兩詩寫了同一件事——一次約會。抱著憧憬、渴望、期待心理的男女雙方，最終沒能見面，各自失望而歸。詩人實際上是向我們生動地展示了一種普遍的愛情體驗——有緣無分。打開文學史，我們會發現很多類似的體驗：《蒹葭》的凄婉，“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一江水”的無奈，“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遺憾等。
（王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