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瑞成
古城壽州，英才輩出。清朝咸豐年間，壽州城狀元府曾懸有一副家喻戶曉的楹聯，“一門三進士，五子四登科”。此聯描述的就是從壽州古城走出來的晚清狀元孫家鼐的家門盛況。
孫家鼐，字燮臣，號哲生，別號澹靜老人，安徽省壽縣人，一生宦海青云，殊榮等身，長期執柄晚清文事，被譽為晚清文衡、北大先導、一代帝師。孫家鼐是清朝咸豐九年狀元，與翁同龢共同為光緒皇帝授業恩師。累遷內閣學士，擢工部侍郎，歷任禮部、戶部、吏部、刑部尚書。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首任管理學務大臣，后晉升武英殿充學務大臣。死后贈太傅官銜，追認謚號“文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長”、最后一位“文正”公。民國初年《清史稿》專立章節飽蘸濃墨為其作傳記。由于行事理性，不事張揚，因此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他興學舉業、救亡圖存的歷史貢獻。
苦讀有恒,好學無時,“勤勉”是孫家鼐成名的基階。孫家鼐自幼飽讀詩書，胸藏丘壑，參加咸豐九年的殿試時，皇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興盛為題作一副對聯。孫家鼐即興書聯曰：“億萬年濟濟繩繩，順天心，康民意，雍和其體，乾見其行，嘉氣遍九州，道統繼羲皇舜堯；二百載綿綿奕奕，治績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慶云飛五色，光華照日月星辰”。此聯極盡清王朝二百多年的豐功偉業，并巧妙地把歷代皇帝年號鑲嵌于上下聯中，既對仗嚴密，又用詞規整，夸贊而不顯浮華，頌揚而不露諂媚，深得咸豐帝贊賞，遂提朱筆欽點為頭名狀元。
正氣參天，丹心照古，“忠信”是孫家鼐高貴的品格。甲午戰爭后，孫家鼐置身戊戌變法大潮中，毫無私心己念。他向皇帝進諫“貧弱之患猶小，壅蔽之患最深”。孫家鼐認為變法自強，宜統籌全局，分輕重緩急，謀定而后動，知止而有得。在維新變法問題上，孫家鼐不同于翁同龢、李鴻章，也有別于康有為、梁啟超。他主張向歐美學習，指出要“因時制宜，一切格致之書，專門之學，則又宜博采泰西所長，以翊成富強之業”，同時又認為“中國以禮教為建邦之本，綱常名義，萬古常新”，變法的首要目的是要為國家“造血”“輸血”“活血”，以期達到民殷國強之目的。
廣施甘露，報得春暉，“重教”是孫家鼐不朽的功勛。孫家鼐提出“國家要富強，民族要興旺，首先要開辦學堂”。他是創辦并保護京師大學堂的第一功臣，是中國師范、醫學、政法教育的倡導者。原清宮檔案收有《工部尚書孫家鼐奏為遵籌京師建立大學堂情形及請撥款開辦事》奏折，條分縷析，闡釋詳實。他強調了京師大學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著名公式，并定為立學宗旨。李振東在《北大的校長們》開篇中把孫家鼐定位為“北大前身奠基人”，因為有了京師大學堂，才有了北京大學，才派生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國農業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多所名牌高校。李振東指出：“在維新人物中，孫家鼐常被忽視，或者被誤認為‘帝黨’中的思想保守的‘右派’。其實，孫家鼐是當時統治階級特別是高級官吏中愛國、開明并對維新運動做出過一定貢獻的歷史人物，他的作用和功績不可忽略。”
氣最忌盛,才尤忌露，“謙遜”是孫家鼐難得的財富。光緒二十五年，孫家鼐稱病還鄉，消息不脛而走，古城的大街小巷轟動異常。知州魏紹殷、總兵郭寶昌決定以最隆重的禮儀接待這位衣錦還鄉的京城大人。當日，知州率領文武官員黎明時分便赴靖淮門列隊迎候，錦旗飄揚，鼓樂齊鳴，場面極為熱烈。時至中午，忽接衙役來報：“孫大人早已從東門進城回府了”。孫家鼐輕車簡從、不驚官擾民的行為，州人十分敬佩。《清史稿》評孫家鼐“簡約斂退，平生無疾言遽色，雖貴，與諸生鈞禮。閉門齋居，雜賓遠跡，推避權勢若怯”。英國李提摩太著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中稱孫家鼐是“所有中國官員中最有教養、最具紳士風度的人之一”。
天地之蒼茫兮，星輝斗亮；淮河之浩蕩兮，源遠流長；狀元之德照兮，城鄉共仰；孫公之澤厚兮，萬世其昌。清乾隆年間，于古城內南過驛巷建孫氏祠堂，同治年間毀于苗練兵燹，光緒初年重建于城南孫家廠，經御賜建有宗祠大門、錫祚堂、饗堂三進；東西廂房；橫經書屋、西書房、懷艱亭、廚房等；大門前立有木質雙斗旗桿四根。整個祠宇，既隔塵囂，尤顯清秀，日月晦明以增其色，云霞聚散而變其狀。
悠悠歲月恰似大浪淘沙，淘去的是塵垢鉛華，留下卻是純凈真容。時至今日，壽縣博物館仍藏有孫家鼐手書楹聯一副，聯文是“葵藿有心唯向日，竹松晚節慣經霜”，此聯正彰顯了孫家鼐堅定的終生志向與晚節操守。
孫家鼐，一個后人永遠不會淡忘的名字，就像史碑，又如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