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合肥３月２０日電（記者王正忠、陳先發、楊玉華、史競男）８２歲的胡承霖把頭斜抵在長途公共汽車的窗沿，微閉雙眼打盹。
車身一震，停下了。
“胡老，猜猜到哪個站了？”同行的記者故意問他。
“不用猜。蒙城啊！”他頭也不抬地答道。
自省城合肥到皖北麥區渦陽縣的這條路，３００多公里。胡承霖跑了不下百次，以至在睡夢中也知車到哪里了。
車下的路經歷了從坎坷土路、柏油路、再到高速公路的滄桑巨變；胡承霖也從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到了耄耋之年。小時候受夠了挨餓之苦的胡承霖，２０歲時正趕上新中國成立，有幸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大學生。他在日記中寫道：“要立志為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做點事”“以科技服務農民作我的報國之路”。
這條路，一走就是６０年！
古稀之年立下“軍令狀”
精壯勞力大量外流，大片田塊撂荒或“望天收”；原本就薄弱的農技站“線斷人散”，新技術找不到“落點”；鄉村干部抓糧“調子高”、見效難，糧食單產多年徘徊不前。眼見著農村這種令人揪心的現狀，２００５年，已從安徽農大教授崗位退休十年的胡承霖，再也坐不住了。春節前，他顧不得置年貨、走親戚，連續十多天熬到深夜，給安徽省有關領導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５０余年工作生涯中，深切體會到農業工作任重道遠。當前黨和政府把農業作為重中之重，加大對三農支持力度，激發了我的工作熱情。振興安徽農業，我要勇擔其責。”信后，附著一篇安徽小麥５年增產５０億斤的高產攻關方案。核心內容是以“四大關鍵技術”徹底逆轉糧食生產的習慣性低效做法，真正實現“科學增糧”。
信寄出后，胡承霖幾晚沒合眼。后來他說，那封信，像給自己立了一道“軍令狀”！
省領導掂出了這封信的分量。很快，糧食高產攻關計劃成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胡承霖被聘為專家組副組長。
冷言冷語也呼呼地刮了過來。“老胡瘋了？大把年紀，紙上談兵就能增產幾十億斤？”“項目肯定有大筆經費，還不是為了多搞點錢唄。”
胡承霖沒用一句話回應。
他知道，用２０多年汗水泡出來的“四大關鍵技術”經得起考驗。
長期蹲田頭、扎地尾，胡承霖歸納了阻礙皖北糧區生產的四大陋習，又分別創造出作為破解之道的四項集成新技術：針對導致小麥“早衰”的“一炮轟”式施肥方法，他創出“氮肥后移”等集束新技術；針對密集播種的老毛病，他創出不同土壤、不同氣候條件的科學播種新法；針對稻茬麥地“濕害”“草害”交加情況，他創出綜合病蟲害防治法；針對皖北小麥品種混亂、格局不科學現狀，他提出扭轉品種布局的新招。
胡承霖曾舉著麥穗對記者說：“每根穗上，只需增加一粒麥子，畝產就能增３０斤。”而要增加一粒，又何其難！為了這四大關鍵技術，他在鳳陽縣等地開展的２０年科研，記錄幾十萬項數據的紙片可以裝一卡車。
“把教授氣磨干凈”
隨時下鄉，背上挎包拔腿就走是這位老教授長年養成的習慣。地頭上查看麥種生根情況，他變戲法似的從挎包中掏出一把小鏟就挖。經他同意，記者翻看了他的黑色挎包，發現除小鏟外，包里放的“幾大件”是筆記本和材料，毛巾，茶杯，電話簿。磨得卷邊損角的電話簿里，工整地記著４００多個農家電話號碼。
胡承霖說這個挎包是他的“百寶囊”，下鄉時離不了。
如今的皖北村村寨寨，已很少有農民把這個戴老花鏡的“泥教授”當外人了。小麥生長期里，苗情如火，他常常是一擠出熙熙攘攘的長途汽車站，就直奔田頭，褲腳一卷就下地，在田埂上跟農民嘮到天黑。
他記不清“學生”有幾萬人了。常常在田頭舉著個大喇叭，對著黑壓壓的人群“喊課”，一直喊到嗓子失了聲。
也記不清連續多少個春節被老伴埋怨了。幾乎每年正月初三、初四，連當地農民還“貓”在坑上過冬，他就下到皖北麥田了。
胡承霖聽得懂、講得出許多種拗口、難懂的皖北方言。并非他有特殊語言天賦，長年累月同皖北農民拉家常，話農事，當地方言自然也就“耳熟能詳”。
讓他頭疼的是，農民有農民的質樸，農民也自有農民特有的固執。固守傳統使他們對新技術的排斥像“針尖對麥芒”。
２００７年初，胡承霖到懷遠縣荊芡鄉渦南村搞高產田示范，給農民講解科學播種的好處。他要求村民把播種量從每畝４０多斤減到１８斤。
村民孫敦明心里打鼓。“穿皮鞋的教授比祖輩泥腿子更會種田？”“說得天花亂墜，你們拍拍屁股走人，我們收少了怨誰？”
孫敦明認為教授是在“瞎指揮”。因此白天播了１８斤麥種，夜里又偷偷溜回地里，補播了１７斤種子。“俺村頭有句古話叫‘有錢買種，無錢買苗’。寧愿多下種，不能等到苗少捶心口哇。”
麥收時，他傻眼了。由于播量過密，麥子在一場大風后全倒伏了。其他農戶按照胡承霖的系統新辦法做，畝產高了４００多斤。他悔得一個勁捶胸口。
“要懂得農民脾性，只有混熟了，傳授技術才最有效！”胡承霖常掄起膀子陪農民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
“得把教授氣磨得干干凈凈，用農民自己的話講課。”為了講清統一防治病蟲草害的必要，他舉 “打麻將”這些農民能聽懂的例子，“如果大家不統一防治，像打麻將‘三缺一’，怎么和牌啊？”
聽課的農民哄堂大笑，胡承霖講的道理也就在這笑聲中悄悄地在農民心里扎下了根。
推進小麥大區增產的政府配套措施，也緊鑼密鼓地展開……令胡承霖自己都大感意外的是，原定２０１０年實現增產５０億斤的目標，提前三年實現了。到２０１０年，皖北麥區五年增產近８０億斤，小麥增量占全國同期增量的四分之一。他定點抓的渦陽縣小麥示范田更是創下單產１４７８斤新紀錄，成為當年全國小麥“單產冠軍”。
增產奇跡的到來談何容易？！這五年，從淮河大洪水、到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再到持續大旱、持續低溫……皖北糧區從未風調雨順過。延續多年的“逢災必減”怪圈，終于被打破。
安徽省政府表彰小麥高產攻關工程，把１０萬元獎金的大獎發給了胡承霖。
回來后，他卻要把這筆錢捐給學校，說：“我不缺這些錢，每月退休工資夠用了。這錢要獎給那些家里困難的、愿意畢業后到農村的學生！”
同農民簽“賠償協議”
２００９年冬。天冷得早，大雪導致麥苗生長量嚴重不足。渦陽縣新興鎮種糧大戶劉彪急得撓頭。胡承霖指導他分次施肥，劉彪講：“老規矩不敢破，麥子毀了當年窮。”
胡承霖也急了，嚷著要同劉彪簽訂“賠償協議”：按照我的辦法種糧，多收了，每一粒都歸你；少收了，我按市場最高價賠給你！
當然劉彪不會真的要簽這種“協議”，但教授的倔勁感動了他。按“新道道”種田，劉彪的麥田當年畝產就超出往年２００多斤，經專家實產驗收達到１４７８斤，刷新了安徽小麥高產紀錄。
在這個村搞了３年的高產示范，胡承霖鞋磨破了幾雙。每年麥季都要進村十六七趟。冬天里，有時農民沒起床，坐了５個小時長途汽車的他倒先進村了。在田頭常常一站一講就是一整天。這練就了胡承霖特別“耐旱”，常常可以一天不喝一杯水。
胡承霖說：“我了解農民的心思，家底薄、怕折騰。”他說他的志向就是“餓出來的”：小時候，全家人靠父親在合肥中菜市擺個小攤度日，家境苦。讀中學時又逢國難當頭的抗戰時期，經常餓得頭暈腳顫的記憶，是一輩子的夢魘。１９４９年胡承霖考入南京農學院，師從中國現代小麥科學奠基人金善寶，拿著６元錢的甲等獎學金，開始鉆研如何更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一些老同事問我，為什么能幾十年跑田頭不厭倦？我提到人的信念問題。現在許多人，怕談信念。一談就臉紅！覺得過時了、真老土。覺得這個詞與時代脫節了。我不這么想。我覺得人的信念，不是一個虛詞！否則不成了行尸走肉了？越有人覺得它虛，我就越要做得更實實在在一些。”胡承霖說。
渦陽縣陸楊村支書鞏向海是胡老的“鐵桿粉絲”。這個村１３０００畝土地，過去是“半截命”“癩頭田”，如今全是高產田，村里的小麥單產連續幾年高居安徽省第一。鞏向海說，抓農業生產，其實是一杯平淡無奇的“白開水”，吃死力、不討好。許多鄉村干部都不愿做了。如果不是胡教授磨破雙腳、磨破嘴皮，不厭其煩地教，根本做不到！
胡承霖的耐心，在農民中出名了。有十多年，他每個月都到廣播電臺做“現場指導”。不僅安徽，連鄰近江蘇、河南的農民都排隊打電話到直播間，求解生產中的疑難問題。
隨著名頭越來越響，常常有各地農民打電話向他請教問題。不管農民的“土音”多重、“方言”多難懂，他無論再忙都極其耐心的一一解答。他的手機里存得最多的就是農民發來的短信：“我是淮南農民，請教胡教授種子施肥的問題”“苗沒出齊，能不能灌水？”
胡承霖不會拼音，每次回短信，他都要帶上老花鏡，捏著筆在那只舊手機上點點畫畫，每回一條都要花很長時間。手機屏幕早就磨花了。
“我不動腿，就絕不亂動嘴”
前年冬天，安徽農大教授周葆生跟胡承霖一起下鄉，一進胡承霖住的旅館房間，就吃了一驚：８０元一晚的招待所，門都關不嚴，不得不用椅子頂住。
她心想：這哪里是一個名教授該住的？
但對胡承霖而言卻是家常便飯。
胡承霖對房間也有“特殊要求”：得有一臺電視機。黑白的也行，圖像模糊的也行，只要能看天氣預報節目。每天看天氣預報，是他幾十年雷打不動的習慣。
既動嘴又動手，一身泥一身水，是胡承霖做學問的“習慣”。他說，搞小麥栽培學研究的，就應該把論文寫在田野上！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福建農大任教。他帶的一個班里全是年輕的村支書，干起農活全是“強把式”。胡承霖不甘落后，春天早稻育秧、耕田、栽秧……割完早稻后，１２０斤的大糞再連續挑數十擔送入晚稻田。學生評價他：“胡老師實驗室里是好導師，田溝里是強勞力！”
見過胡承霖的人，都用疑惑的眼光反復打量他。他怎么可能是個８０多歲的人呢？一頭從未染過的黑發，只夾雜著幾根銀絲。５公里的路程，騎自行車２０分鐘就蹬到。３０斤的大米，不歇一口氣拎著直上三樓。縣鄉干部吵著要學他的“養生經”。
當了解了他幾十年如一日在鄉村摸爬滾打的經歷后，許多縣鄉干部說：連我們身在農村的，也難學這種“不老經”。
學生們心疼年邁的老師，勸他，“還是少跑腿、多動嘴，效果是一樣的”。
胡承霖說：“我不動腿，就絕不亂動嘴。我要一直干到跑不動為止。”
周葆生說，在小麥研究領域，育種和栽培是兩大專業。搞栽培的人少，因為要長年扎在土窩里，即使有成果卻難被認為“突出”。但胡承霖卻在栽培學中摸爬滾打了一輩子。３０年前跟著他研究小麥栽培，晴天一臉土，雨天一身泥。寒冬臘月里，他帶著學生終日到麥田采集分蘗樣本做試驗。今天，社會變化翻天覆地，胡老師“苦行僧”作風絲毫未變。
實踐出真知，靠著這種“苦行僧”作風，胡承霖寫出了磚頭厚的專著《安徽小麥》，被公認為是指導小麥生產的權威著作。
而５年增產８０億斤，這篇寫在廣袤田野上的“論文”，又是何等氣勢磅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