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時期“淮南子學史”上，皖籍學者劉文典（1889-1958）所著《淮南鴻烈集解》占有重要的一頁，被梁啟超譽為“頗好”，被胡適贊為“最精研有法”，成為推動《淮南子》這部“絕代奇書”、曠代道典從“古代”傳播走向“現代”研究的重要助力。盡管劉文典對《淮南子》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古籍校勘之學”上，用力精深，創獲頗多，但基于堅實深厚的文獻研究造詣，他對《淮南子》一書也形成了自己精當而獨到的整體認識與評價，這集中反映在其為《淮南鴻烈集解》所作《自序》里。
在簡練扼要的《自序》中，劉文典從思想文化和文獻校勘兩個方面，具體闡明了自己對《淮南子》一書的學術認識，也表達出專治此書所秉持的根本的學術理念及態度。
在思想文化上，劉文典高度評價淮南王劉安與“淮南學派”所著《淮南子》的特殊的歷史價值，認為此書堪稱“博及古今，總統仁義，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的著作，更是稱揚其為“眇義之淵叢，嘉言之林府”。劉文典所言“博及古今”“牢籠天地”的看法，承襲自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史通》，而所言“總統仁義”，則是接受于東漢學者高誘為自身“淮南子注”所寫《敘目》的認識。與前人一致，劉文典同樣認為《淮南子》是一部蘊涵宏富的大著作，貫通天人古今之學，無論是其“義”，還是其“言”，都值得充分肯定，因此用“淵叢”“林府”來揭示和評價《淮南子》特有的文化內涵、歷史價值，是符合實際、允乎其當的。
對《淮南子》一書的學派歸屬及思想性質，劉文典雖然沒有直接用“道家”或“雜家”來界稱，但實際上傾向于前者。在《自序》中，他指出《淮南子》是“太史公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換言之，即是認為《淮南子》就是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里所論述的漢代“道家”。
與思想文化方面的精要評價不同，劉文典從文獻校勘為主要內容的學術史視角出發，對《淮南子》一書在清代的考據整理情況有更為具體深入的評析。他指出，《淮南子》從成書以來，由于“歷二千祀”的流傳不易，其書“鈔刊屢改，流失遂多”，尤其是在歷史上出現了東漢兩種“淮南子注”（許慎注、高誘注）相“溷澖”的復雜情況，以致于產生“句讀由其相亂，后之覽者，每用病諸”的嚴重問題。因此，如何對《淮南子》原書進行文獻校勘上的嚴謹整理，使之準確曉暢而易讀，就成為清代以來眾多學者的學術追求。劉文典認為，一方面“清代諸師如盧文弨、洪頤煊、王念孫、俞樾、孫詒讓、陶方琦之倫各有記述，咸多匡正”，對《淮南子》文本的校勘整理有歷史貢獻，但另一方面，以上諸人的研究成果又實際存在著“書傳繁博，條流踳散，卷分袠異，檢核難周”的不足，無法有效地匯聚融合在一書之中來體現，不便于學者使用。而且，對于清代學者已有的諸種見解，劉文典強調也需要“沿波討原”，展開進一步的比較研究，使現代學者能夠明確其中之得失，知所“攸適”，而不至于“迴遑歧途”，不明所從。在劉文典而言，這也正是他從事《淮南子》文獻校勘研究的學術動因。
劉文典自言“少好校書，長而彌篤”，專治《淮南子》一書后，更是在“講誦多暇”中“有懷綜緝，聊以錐指，增演前修”，不斷深化與完善已有的校勘成果。劉文典明確指出所采用的治學方法：一是重視吸收前人成果，“采拓清代先儒注語，構會甄實，取其要指，豫是有益，并皆鈔內”；二是強調考據辨析，立論堅實，以此明確是非，去偽存真，“其有穿鑿形聲，競逐新異，亂真越理，以是為非”，則“隨文糾正，用祛抑或”；三是突出一己之心得創見，“管窺所及，時見微意，觕有發明，亦附其末”；四是不強“不知”以為“知”，堅持做到“一循途軌，未詳則闕”。
劉文典一生對《淮南子》的文獻校勘研究傾注了大量心血，“事一力專”，精刻研究十余年。從《淮南鴻烈集解》“自序”即可看出其承襲自清代“樸學”的嚴謹不茍、務實求真的治學精神，也因此，他對《淮南子》一書的整體性的認識與評價，可謂是言簡意賅，精當獨到。時至今日，重新回顧和審視這位民國時期“淮南子學史”上的卓有貢獻者，我們仍可從其所論中得到可貴的學術啟示及精神啟迪。
（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