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評《淮南子》
劉知幾（661-721）是唐代著名史家，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祖父輩皆能“詩禮傳家”。他一生竭心聚力于史學研究，所著《史通》一書被現代學者視為中國古代史學史上罕有的“一部史學通論性的著述”。史學大家呂思勉評價此書既能“言之成理，而又有條理系統”，在傳統史學著作中是“當首推”的杰作。正是在《史通·自敘》里，劉知幾回顧、反思與闡言自己一生治史閱歷和著述情懷時，曾對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所撰《淮南子》一書給予極為特殊的重視，并高度稱揚后者的學術思想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劉知幾《史通》的著述旨趣也受到《淮南子》的一定影響，讓后者有所取鑒。
劉知幾在《自敘》中評論道：“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于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后，作者絕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眾”。劉知幾所言“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一語，在現代“淮南子學史”上廣為人知，時常為學者們所引用。但卻少有人知其所著《史通》實則也是秉持此種著述理念，意圖“以史為主，而余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劉知幾將《史通》定位在“總括萬殊，包吞千有”，這與其高度肯定《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本質上是異曲同工的，都是力求在學術思想上能“兼于數家”，成為承前啟后的“集大成”的綜合總結之作。
劉知幾在《自敘》中論說《淮南子》之后，隨即又著眼先秦以來學術發展的源流變化，對兩漢魏晉時期的揚雄《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義》、劉劭《人物志》、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等書進行評價。從具體內容來看，劉知幾一方面明顯對《淮南子》持有特殊的重視之意，首評《淮南子》而后論其他諸書；另一方面，即使是評價揚雄、王充、應劭、劉劭、陸景、劉勰等人的著作時，也是效法《淮南子·要略》論述“上自太公，下至商鞅”的先秦學術演變的思維方式，著重從時代、社會同學術思想的互動影響而言，甚至二者文字表述的形式也極為相近。由此可見，劉知幾《自敘》一文對作為《淮南子》全書“自序”的《要略》有著自覺借鑒的意識，受到后者思想內容及“序體”形式的深刻影響。
從劉知幾評價《淮南子》“錯綜經緯”“兼于數家”的認識上，也清楚反映出其對《淮南子·要略》是非常熟悉的，對《淮南子》一書“紀綱道德，經緯治道”“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思想旨趣與著述特點有著深入把握。也因此，劉知幾欣賞并認同劉安等人試圖通過《淮南子》的撰著來全面總結先秦諸子百家之學的宏大意愿，并深感后者實際上也是一生政治不幸的淮南王劉安“郁快孤憤”，有所“寄懷”之作。在劉知幾而言，自己竭盡平生所學與心力完成《史通》，同淮南王劉安意欲以《淮南子》一書“流譽天下”的動因又何嘗有異？所以，他由衷坦言：“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后，誰知予者。故推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并在《自敘》結尾極為動情地慨嘆：“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后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渴望《史通》也能有幸在后世得到張衡、陸績一樣的文化名士的傾心賞識，而不至于失佚無名。
身為一代成就突出的著名史家，劉知幾對《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的盛贊，對其在兩漢魏晉學術史上“《淮南》已后，作者絕無”“其流又眾”的特殊歷史地位及影響的評價，無不體現出深刻獨到的“史識”。而且，劉知幾在《史通》中所表現出對《淮南子》的特殊重視之意，對淮南王劉安著書寄懷、流譽后世的文化意愿的認同，既讓《史通》與《淮南子》成為隔代輝映的經典杰作，也讓他自己成為唐代歷史上少有的能正視和褒評《淮南子》者之一。(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