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455-525），北魏名臣，歷經高祖孝文帝、世宗宣武帝、肅宗孝明帝三朝，歷治八州，五拜都督將軍，曾作為北魏揚州刺史長期駐守壽春。
李崇不僅是政績顯赫、戰功卓著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還是一位明鏡高懸、斷獄精審的偵破家。他在駐守壽春期間，就曾審理一樁“二父爭子”案，《魏書》、《北史》、《顏氏家訓》對此均有記載。
《魏書·李崇傳》記載：壽春縣人茍泰有個兒子，年方三歲時丟失，后來看見在趙奉伯家中。茍、趙二人各說這是自己的兒子，都有鄰人為證，郡、縣官吏無法斷決，報到州里。李崇把兩個父親與兒子分開關押。幾天后，突然派小吏對兩個父親說：“孩子已經暴死，你們可以出去辦喪事了。”茍泰聽了，悲痛得不能自制，趙奉伯聽了，只是唉聲嘆氣，毫無悲痛之意。李崇便把孩子還給茍泰，追查趙奉伯行詐的情況。趙奉伯招供，說自己的孩子早先死了，所以冒認孩子。
與“李崇斷子”案相類似的還有“黃霸斷子”案，該故事最早記述在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里，敘述的故事為：西漢時潁川一個富庶人家妯娌二人爭兒，丞相黃霸命一卒抱兒，距兩婦各十余步，讓兩婦自往取兒。長婦用力拉扯，弟婦恐傷親兒，任長婦拉去。黃霸以此把兒判給弟婦。判案的黃霸當時是漢宣帝時的丞相。
對比兩個案件，只是審理對象“二父”與“二母”之別，本質上是一致的：李崇、黃霸審理案件運用的都是“謀陰成陽術”，表面上是讓人爭奪兒子，實際上是試探哪個對兒子有真情，從而審清疑案，事雖在此，而意卻在彼。
元代雜劇作家李潛夫受到上述這類題材故事的啟發，創作出了元雜劇 《灰闌記》，正名為《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全劇敘述一樁公案：富翁馬均卿娶妾張海棠，生有一子。馬妻與州衙的趙令史有奸，合謀毒死親夫,反誣海棠，并詐稱海棠所生的兒子是她的兒子，以圖取得財產繼承權。海棠被判死罪。后經開封府尹包拯推詳案情,親自審問，用石灰在小兒周圍畫個灰闌,令馬妻和海棠各執一手，誰能把孩子拽出來，就是他的生母。海棠惟恐傷害兒子，不肯用力；馬妻卻使勁拉扯，將他拽了出來。包拯由此嚴懲了馬妻和趙令史，讓張海棠母子團圓。
作為元雜劇中一部頗有影響力的作品，《灰闌記》的題材來源，說法眾多，有人甚至認為它是受外國宗教故事影響而成的。但基于作者李潛夫是一位居住鄉野的隱士，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浸潤，比較可靠的觀點：其一來源于《魏書》等史料的“李崇斷子”案，就是所謂的“二父爭子”說；其二來源于東漢應劭《風俗通義》的“黃霸斷子”案，就是所謂的“二母爭子”說。
如果要說“李崇斷子”案、“黃霸斷子”案與《灰闌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灰闌記》擴充了內容，包拯在審理案件中設置了一道“灰闌”，使得戲劇沖突更加緊張激烈，故事情節更加引人入勝，人物形象更加鮮明有個性。但是基本情節、故事題旨都沒有改變，包拯也是運用“謀之于陰、成之于陽”的神明之術審理案件，尤其是依據愛子之心辨明真偽這一核心因素，正所謂“決獄斷獄，頗得情理，足為吏治之助”（近代戲曲史家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卷二）。中國當代戲曲研究家、文學史家趙景深指出“到了元朝，黃霸就變成包公了”，此語充分肯定了元曲《灰闌記》對《風俗通義》中黃霸斷子故事的傳承。
李潛夫在繼承傳統文本基礎上，創作出元雜劇的經典力作《灰闌記》，成為中國古代戲劇中一部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被譽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
《灰闌記》誕生不久就傳入日本，之后又傳入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通過《灰闌記》，歐洲各國人民最初領略了中國古代燦爛的戲劇藝術。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中葉，偉大的德國戲劇家、著名導演布萊希特又根據李潛夫的《灰闌記》改編創作出了《高加索灰闌記》一劇，用現代藝術手法重新詮釋了這一古代名作，使之在現代世界戲劇舞臺上再放光輝，成為世界戲劇史上的一大盛事。布萊希特在談到《高加索灰闌記》與《灰闌記》的關系時，曾坦言：“一個非常古老的傳說。它叫《灰闌記》，從中國來的。當然，我們的演出在形式方面做了更動。”
誕生在壽春的“李崇斷子”案，由此衍生了環繞東西方世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兩大“灰闌”，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錢鐘書先生曾把它作為中外法制史著名案例加以深入探討。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李崇斷子”對中外文化尤其是戲劇文化的影響甚大，提高了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吳 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