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閱讀《天空的流浪者》《鳥兒歌唱的地方》《寂靜的森林》這三部散文集的過程中，每每會想起泰戈爾這位東方的靈慧詩人，同時也想到了海德格爾晚年在黑森洲的隱居和哲學思考的轉向，他的后天人合一的哲學，給予工業化和后工業化時期的人們以靈性的啟迪。
新世紀之初，盡管散文領域內動物題材的作品數量上越來越多，層次也更加豐富，而關于鳥類的觀察和記錄，規模性的涌動則是近些年生態寫作成為熱點之后的事情。葉梅、祖克慰、羅張琴、王族、傅菲等作家紛紛調整聚焦，將觀察視角投射到鳥類群體之上。但是像高維生一樣，集中于某一個地域，將留鳥和候鳥統于一體加以系統性的構建，尚屬罕見。程虹教授在《尋歸荒野》一書中總結了自然文學的三大特征，其中，強調地域感就是其中一個點。以此觀照高維生“長白山鳥類三部曲”的話，在外在形態上，高維生的自然觀察筆記或者說生態寫作，就具備了兩個較為突出的棱角。一方面，他筆下的鳥類落地于長白山區，在原生性的勾勒基礎上，凸顯長白山鳥類的豐富與多元。這其中，富爾河的地名貫穿于三部散文集中，如果說長白山尚擁有大區域的特性的話，那么，富爾河則是作家展開自然觀察的具體載體，但在這個小地方上，集束了不同鳥類生存斗爭的光芒。除了獨特的地理單元之外，作家筆下還記錄了諸多長白山獨有的樹木，雖然它們承擔了輔助性的功能，但這些植物同樣指向地域性的獨特；另一方面，通過兩年的觀察積累，在扎實的田野經驗基礎上，作家已經掌握了井口深挖的規律，搭建了生態寫作的縱深。
生態散文是一種知識和經驗緊密結合的散文體式，經驗賦予生態散文特有的筆力、個人化敘述、感染力，知識體系則賦予生態散文觀念上的明確指向。利奧波德在《沙鄉年鑒》序言中指出：“野生的東西在開始被摒棄之前，一直和風吹日落一樣，被認為是極其平常而自然的。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一種平靜的較高的‘生活水準’，是否以值得犧牲自然的、野外的和無拘束的東西為代價。對我們這些少數人來說，能有機會看到大雁比看電視更重要，能有機會看到一朵白頭翁花就如同自由談話的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他的這一番話道出了一個先驅者的先見之明，在工業化、城市化急速狂飆的時代里，人和自然之間同樣處于急速分離的過程中，不僅自然景觀被人類進步的科學技術所改造，更重要的是，地球上幾乎每個角落都在遭遇物種多元性被破壞，生物多樣性的退化一方面給人類生活帶來現實的危機，另一方面，源于人與自然的加速分裂，使得人類在精神層面走向了和諧的反面。基于高度物化的現實和人們對工具理性的過度崇拜，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憂心忡忡地發出預警，他認為如此下去，人將從人退回動物，甚至蛻變成怪物。環境危機和精神危機的雙重重壓之下，今天的人們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保護環境是第一步，善待動植物，生命倫理應該外擴到生物圈，這是第二步，而回到自然中去，與自然展開對話，構建主體心靈的和諧，更深刻地去理解生命，則是更高的一步。
“長白山鳥類三部曲”在體例上大致相似，每一本散文集皆由三個小輯構成，其中前言和后序皆由作家親手制作，從中可見高維生的真實體溫和內心波動。三部曲中，除了精確的觀察和記錄之外，作者還代入了其他的線索。因為作家的童年就是在長白山腳下度過的，所以，諸如童年的追逐、攀登經歷，朋友姐夫講述的故事過往，山民的自敘，另有其他插入性敘述。以上這些片段在作品中承擔了調整曲線的功能，如此避免了記錄的平鋪。就觀察對象而言，有留鳥也有候鳥，這樣，季節變遷下長白山的自然氣息一一呈現；有天空中的猛禽，鷹隼類就有十幾種，各有其習性和領地，也有樹枝上棲息的體型柔弱的鳥類，這一類的記錄內容居多，另有水陸兩棲或者水上活動的鳥類，如中華秋沙鴨等。為了準確描摹筆下鳥類的生活習性和外貌特征，作家多采用地方俗語、諺語的用法，像水扎子、大頭蠻子、藍大膽、土豹子、夜貓子、小胖墩、馬姑友子等，這些鳥類的名稱可謂又土又形象。
談及生態理念，《寂靜的森林》中的第一個作品《老鷂子》恐怕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在富爾河畔，作家偶遇雀鷹捕殺喜鵲的行為，這個時候，哪怕是彈動樹枝或者扔出一塊小石頭，就可以解救喜鵲的生命。然而作家最終做了旁觀者，他是如此自道的：大自然的法則就是如此殘酷，弱肉強食，我不能參與進去，破壞生存的食物鏈條。作家在此處的無所行動，與野外攝影師在非洲的境遇，動作一致，規格同一，皆表達了對自然法則的充分尊重。(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