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壽縣雙橋鎮大郢村，有塊高出周邊田地三四米，面積約1萬平方米的高臺，被稱為斗雞臺。
公元前241年，為躲避秦軍的鋒芒，楚考烈王在黃歇的建議下遷都壽春，壽春即為今日的壽縣。故民間傳說稱，斗雞臺為楚王斗雞臺。斗雞這種民間娛樂活動歷史悠久，以唐代最盛。用斗雞這種游戲作為地名，在國內稱斗雞臺的地名有多處。這種專門用于競賽和娛樂的斗雞頗為著名，人們飼養擅長搏擊、天性好斗的雄雞，將其用來進行競賽和娛樂。
作為楚國晚期的最后一座都城，壽春城遺址的考古工作，歷來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與重視。1934年冬，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李景聃、王湘前往壽縣，在李景聃之行后，壽縣斗雞臺等新石器時代的臺型遺址進入了人們的視野。1982年秋，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在此試掘，發現有陶器、石器、銅器、骨器和大量卜骨等，顯示其文化內涵豐富，器物特征明顯，出土文物所屬時代可跨越上至龍山文化時期，下至商周時代。在出土的文物中，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文物遺存特別豐富。現今，斗雞臺的臺上臺下都有近似黑陶系統的陶片分布。斗雞臺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代遺址。斗雞臺遺址為典型的臺地型遺址，以壽縣斗雞臺遺址而命名的“斗雞臺文化”作為該地區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頭文化時期的代表，學界對其基本內涵、文化分期、源流譜系等相關問題的探討仍在深化。
夏商時期的壽縣屬于淮夷舊邦，夏禹定九州時屬揚州，殷商如其制。東周時期為州來國，楚人東進江淮之初，成為楚之附庸。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楚、吳、蔡、越諸國在江淮地區長期博弈的重點區域，多元文化在此不斷碰撞交融，從而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逐步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遺存，二里頭文化堪稱“最早的中國”。二里頭文化的文明底蘊通過商周時代王朝間的傳承揚棄，成為華夏文明的主流。同時，斗雞臺文化面貌是淮河流域這一時期考古學文化代表，也是淮夷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在壽縣的楚文化博物館，可見斗雞臺遺址出土的陶網墜、陶紡輪、繩紋斂口陶罐等陶器，石箭簇、石鐮、石斧等石器，還有戰國時期使用的骨器，這些骨器用牛的肩胛骨制作而成。古人常進行一些祭祀活動，祭祀中，巫師用火燒骨器，火燒后的骨器正面會出現一些紋飾，通過紋飾來判斷戰事的吉兇。這些器物都生動展現了古時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
斗雞臺出土的黑陶符合二里頭文化第一期中“陶器以褐陶為主，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的特征，亦可作推斷：壽縣斗雞臺，并非楚王之斗雞娛樂之場所，而是更早時古人祭祀的場所。(黃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