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侯和他的學生們
前年秋冬，我多次行走瓦埠湖東南岸邊，從小甸集到上奠寺再到瓦埠街的路上，遇到背著書包放學的孩子，突然懷想，他們是不是從百年前附近邢家崗上的一間私塾里走出來的，這些孩子中有曹蘊真、方運熾、曹淵、曹云露、曹鼎、曹廣海……他們的家就住在附近，教他們的先生叫張樹侯。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但是，事情遠沒有如此簡單，在百年前的窮鄉僻壤里，有一個啟蒙者在這里點燃了革命的火苗，并在以后若干年創造了安徽革命的奇跡。
一
張樹侯祖居瓦埠湖東岸，東淝河邊的一個極為偏僻的叫張老郢子的村莊。他在《金氏家譜》序中說：“悠悠我祖，本自武林，有明洪武，遷于壽春”。到了他的祖父輩，人丁興旺起來。于是，又在老郢子四周新辟了四個村莊，分別叫東、南、西、北崗，張樹侯家住在南崗，務農為本，重視讀書，稱為耕讀人家。由于家境貧苦，家教嚴格，上學的人都十分發奮用功，成績優秀。在不長時間里，百十口人的家庭，有七人考上秀才，他們分別是張樹侯的叔祖父張積鈺，三個叔叔張善凱、張善仕和張善璞。張樹侯的父親張子蘭，二哥張希喬和張樹侯，所謂：“一門七秀才”。
在雙廟集鎮迎河村，我們找到張樹侯的孫子張培老人，幾間孤瓦屋立于大片青麥之中，門前池塘，幾只麻鴨，秋風老樹，甚是清寂。老人說，爺爺二十多歲時，不知什么原因，也許是與家族中的人鬧了點不愉快，受了點委屈，他帶著自己的母親、妻兒從祖居地張老郢子搬到幾十里外的妻子的娘家小甸集曹家崗一路之隔的邢家崗，依靠曹家親友幫助，蓋了四間草房，居住下來。
安頓好家人后，他就拋妻別子，浪跡天涯了。秀才出身，放棄科舉，懷著革命抱負，參與反清運動。張樹侯先是在壽州城里與柏文蔚、孫毓筠等組織“閱報書社”“強立學社”，后入安慶武備練軍營等密謀暴動，“走杭州，客吉林，屢瀕于危”。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與安慶馬炮營起義，到上海組織地下革命聯絡處，又返回家鄉，參與淮上軍等……民國建立，軍閥當道，政局混亂，國事日非，決心不再參與軍政。力拒孫中山邀請擔任總統秘書之職，黯然隱退，課徒鄉里，同時致力于書畫金石。
1916年，51歲的張樹侯因為遭到當時的皖督倪嗣沖通緝，潛走六安，經鄂入川，九月返家，從此決定，不參軍政，隱居教學。一個半生困頓奔走、亡命天涯的游子，最后還是故鄉接納了他，他也以博學多識和憂國憂民的情懷回饋了故鄉，隱居鄉里，繼續干他的教書老本行。在《抵家》一詩中他寫道：
人生久別須歡樂, 漫把閑愁攪我心。
壁間古畫猶高揭，架上書籍森成列。
人生百年已過半，從此不作風塵客。
因為張樹侯娶小甸集曹氏為妻，又投靠曹家來此安家，曹家崗與邢家崗一路之隔，三里多路，離得很近，因此，他的學生中，大部分都是曹氏家庭的子弟。如果按這一年計算，他的學生中，曹蘊真15歲，曹淵14歲，曹廣化11歲，方運熾10歲，曹鼎9歲，曹廣海8歲，曹云露6歲……
二
曹鼎烈士的孫子曹擁軍把我們領到了小甸集老街中段，他指著小甸集特支成立所在地曹氏宗祠的遺址對我們說，他家就住在祠堂的斜對面，在老街正中間開了一家大門朝東的“永豐斗行”。因為宗祠地點狹小，有時地下黨開會，就到老街背后我家的大屋子里開。因為家里富裕，爺爺跟張樹侯念書，張樹侯只要一上街，就會到我家喝酒。因為張樹侯名氣大，找他寫碑刻碑的人太多，學生們一邊上學，一邊要輪流幫他拎寫字刻碑的工具，跟著他走村串戶。因為我爺爺在學徒當中年齡偏小，到人家去，沒人看得起，也很少逮到機會干活。但有一回，張樹侯背著人家，放手讓他刻碑了。結果，干得很漂亮，受到稱贊，我爺爺感到很有面子。
教書有多種多樣，教師也有多種多樣，有的教師只是逐字逐句地講解和死記硬背，教好教壞是另外一回事。張樹侯卻不是這樣，他的半生歷練，在探索多災多難的國家出路的過程中，他漸漸明白，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組織——中國共產黨，才能拯救中國于水深火熱之中。于是，在教學中，他向學生們傳播革命思想。有時候三言兩語，就把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為之奮斗的目標說透了。
學生曹蘊真是中共小甸集特支第一任書記（1923冬—1924.3），1901年出生于瓦埠鎮一貧苦農民家庭。因為住在邢家崗鄰村，幼年時，就讀于張樹侯門下。在教學中，張樹侯向他講述自己早年與孫中山、陳獨秀的革命交往，講述徐錫麟、熊成基、黃花崗石德寬烈士事跡等，傳授民主革命思想，在曹蘊真幼小的心中播下了改革社會的種子。后來，他到蕪湖、上海求學，1922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受黨組織派遣，1923年冬，回到家鄉參與組建安徽最早的黨支部——中共小甸集特別支部，任特支書記，直屬黨中央領導。1924年5月入黃埔軍校，后回鄉從事農民運動。1926年夏赴武漢參加北伐。1927年10月因病不幸逝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中共小甸集特支第二任組織委員方運熾也是張樹侯的學生，他1906年出生于瓦埠竹園村。先隨張樹侯念私塾，后入瓦埠小學就讀。1923年在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與薛卓漢、曹蘊真等回鄉建立中共小甸集特別支部。1926年冬，黨中央選派其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以“第三國際”東方特派員的身份回國，以中央巡視員的身份到安徽視察和指導工作。1931年2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被推選擔任省委書記。此時，他正在皖北巡視，未能到任，書記職務由王步文代理并兼宣傳部長。同年3月27日，在壽縣上尊寺召集壽、鳳、阜三縣縣委聯席會議，發動震驚江淮的“瓦埠暴動”，揭開壽縣人民武裝斗爭的序幕。1932年12月，被張國燾所謂“肅反”不力，慘遭迫害、折磨，殉節于紅四方面軍進川陜途中，年僅26歲。
三
曹淵烈士之子曹云屏在《求索》一書回憶：“樹侯先生的故居即曹家崗村西的邢家崗，父親曹淵即跟隨先生讀書，他的學生多走上革命道路。除曹淵外，尚有曹廣化、曹云露、曹鼎、曹廣海、陶久仿、孟靖、方英等烈士。父親曹淵學習成績很好，書法也很好，很受先生鐘愛。關于父親和樹侯先生之間親密的師生關系，我曾多次聽到鄉間傳說。因為先生是書法家，鄉間求字的很多，但先生脾氣有點古怪，往往不知原因就被碰了回來，但你只要找到曹淵去請先生寫字，就會獲得成功了。兩家也時有來往，記得我家屋里所掛的中堂即樹侯先生所書寫的篆書。家人告訴我，我的名字即是先生所起，另外還起了一個乳名叫‘東黎’，意思是黑暗即將過去，東方黎明，曙光在望。”
“一門三烈士”的事跡在壽縣家喻戶曉。曹淵1900年出生于小甸曹家崗。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中共黨員，葉挺獨立團一營營長，北伐軍攻打武昌時壯烈犧牲，年僅26歲。周恩來贊揚他“為謀國家之獨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犧牲了，這是非常光榮的”。葉挺稱他是“模范的革命軍人，且是我最好的同志”。
當曹云露得知二叔曹淵在北伐軍攻打武昌戰役中光榮犧牲的消息，他悲痛不已，化為力量，毅然離開學校，參加革命。1928年加入共產黨。1939年9月在湖北被捕后被押送浠水縣，在獄中遭受敵人的嚴刑拷打和百般利誘，始終大義凜然，堅持斗爭，威武不屈。1939年10月2日壯烈犧牲，時年29歲。
曹少修是曹淵烈士的二哥，曹云露烈士的二叔。他比張樹侯小20歲，不是學生勝似學生。按曹姓輩份，張樹侯是他前輩，受其影響，張樹侯曾推薦他投考安慶陸軍小學，因視力不良，未能入選。不久，在上海參加同盟會，致力于革命活動。1947年9月，解放戰爭中64歲的曹少修留在淮西根據地，被國民黨壽縣縣長王鎮華逮捕。關押中，敵人軟硬兼施，百般利誘，曾捏造一封家書，叫他簽字，勸其兒子曹云鶴投降，遭到嚴詞拒絕。就義前，叫看守拿來紙筆寫道：“吾弟淵，為革命而死；吾侄云露，亦為革命而死；今吾亦死，一門三烈士，足以光榮吾門庭！”
小甸集曹氏“一門三烈士”，正是張樹侯妻子的娘家人。
四
1927年“四·一二”慘案，蔣介石發動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革命陷入低潮，黨的活動轉入地下。張樹侯曾以書憤詩二十首抨擊，其中云:“風云義烈感滄桑，痛哭血花濺滬江。新義三民嗟幻影，神州暗淡恨茫茫。”
張樹侯的兒子張曙云早年自上海大學隨周恩來至廣州入黃埔軍校一期，后加入共產黨從事革命工作。1927年，張曙云困于時局，感到前途迷茫時，來信向父親詢問時事。張樹侯復信道：“當今青年，如大海孤舟，方向為主，一時逆風起處，澎湃狂瀾，則飄蕩中流，不知所止，爾曹其勉乎哉。”鼓勵兒子在時代潮流中，認定目標，立穩腳跟，不要隨波逐流。正如韓愈《師說》中所言：“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張樹侯的孫子張楠1939年參軍，任新四軍連指導員，在抗戰中英勇犧牲，是革命烈士。
這一年，張樹侯在回答友人時說：“寧漢分裂，蔣汪合流，玉階舉事南昌，前景如何？余曰：總理聯共，非為一黨之私，乃天下為公之至意。中共主義，仲甫為余道之甚詳，然以世界潮流合吾國國情觀之，共產主義適為吾國所需。總理倡蘇俄為師之說，吾意民生主義之實例，非中共莫屬。設吾及身見之，必書‘德奉三無，功安九有’八字為中共頌。余老矣，君如身踐其世，當謂余之預意不虛也。”（《晚菘堂談屑》）
這個反清斗士，民主志士，胸中已然明了：“中共主義，合吾國國情，共產主義，吾國所需”。于是大膽預測，中國共產黨必得天下。
任何革命都需要思想者的啟蒙，張樹侯以自身參加反清運動和民主革命的切身經歷，得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于是，他向學生們灌輸革命思想，成為小甸集革命策源地的啟蒙者。在小甸集這個窮鄉僻壤，1923年冬，建立了安徽第一個直屬中央領導的特別黨支部。如今，這里被建立了安徽第一面黨旗園，在聳入云天的紀念碑下，在蒼松翠柏簇擁的陵園里，長眠著先生的一群學生，漆黑的大理石墓碑上，銘刻著革命烈士的名字，他們是曹蘊真、方運熾、曹淵、曹云露、曹少修、曹鼎、曹廣海……目前所知張樹侯學生中，曹廣化最富有傳奇色彩，他有勇有謀，身經百戰，出生入死，屢立戰功，先后獲得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和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他是新中國成立后張樹侯學生中唯一幸存的開國將軍，官至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2004年4月21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我們在銘記革命者的覺醒和犧牲時，也不應忘記啟蒙者的功勛。(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