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1年，楚國與其它諸侯國一同討伐秦國，敗于秦國而撤退。楚國向東遷都到壽春，叫做“郢”。這也是國家“正史”文獻里最早出現的“壽春”名稱，即今天的壽縣。自此，壽春便成了楚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國滅楚。
歷史上的楚國從荊山沮水邊上立國，到在楚山淮河岸邊滅亡，前后大約經歷了八百年時間。因此，考古學界認為：“楚文化成長于江漢，扎根在江淮。”這就意味著具有八百年國史的楚國文化，從誕生到成長、從漸趨發展到高度成熟的累累碩果都留在了江淮之間，留在了楚國的最后一個都城——壽春及其近郊，也就是淮南市西部一片地帶。
1980年，省博物館印發的《安徽文博》雜志資料記載，上世紀初葉，“古壽春”的核心地區，即今天的淮南市壽縣城及郊區、謝家集區蔡家崗、楊公鎮一帶。1931和1932年，淮河中游先后發生特大水災和旱災，許多災民饑寒交迫，背井離鄉。1933年，在淮河南岸，時任朱家集國民黨聯保主任朱鴻初，伙同偽保長龐子平，以“救荒”為由頭召集勞力，明目張膽地干起了盜掘“李三古堆大墓”的勾當。參加挖掘的人計168名，從農歷3月19日開始，挖了92天，于5月22日才發現銅器。接著越挖越多，主要是青銅器及零星石器，據知情人說不下4000多件。當時，這一“盜寶”事件迅即瘋傳開來，“報章競載，寰海喧騰”。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執政的“安徽省政府”迫于社會各界壓力，不得不出面干預，下令馬上封閉掘開的墓室，嚴禁繼續再挖。因而，此次盜掘墓只挖了少部分，剩有大量遺物被重新掩埋。可是，在當局追繳所盜文物時，發現盜出的文物被地方豪紳和官僚、商賈搶先巧取豪奪，尤其是大型青銅器已有數件被來自北京、天津、上海的文物商販們盜買盜賣，他們私下托人花錢購買，然后又出高價雇用挑夫，偷偷摸摸地運往外地。
第二次盜掘是在1935年，民間傳說仍是由“地頭蛇”們牽頭，他們采取夜間盜掘、白天睡覺等隱蔽方式，同時運用“三步一齊走”手段，即：一邊挖、一邊分、一邊賣，或者是化整為零分別藏匿，就這樣陸陸續續挖出文物數百件，但還是沒有把墓室挖到底，沒見著墓棺。而按照一般常識，存放墓主人棺槨的地方，即主墓室部分，恰恰應該是陪葬品最精華和最集中所在。
1938年，國民黨第十一集團軍駐扎安徽。該集團軍總司令、時任安徽省省政府主席的桂系軍閥李品仙，集軍政大權于一身。這個人一向貪財卻又道貌岸然，假道學氣十足，附庸風雅喜歡古董。這年冬，他得知朱家集李三古堆大墓沒有挖出棺材，還有許多寶貝物件沒有取出，便動用三個連的兵力，借口“執行軍事要務”，派遣工兵遮遮掩掩地對大墓施行了一次浩劫。當打開大墓后，朝野上下針對軍閥的惡劣行徑，一片嘩然，連蔣介石都被驚動了。一座恢宏、壯觀的楚文化寶庫——楚國王者身份的大型墓葬驚現于世。
根據前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景聃先生《壽縣楚墓調查報告》中介紹，該墓墓主為楚幽王熊悍；對第一次盜掘的數千件文物，畢竟由前安徽省政府下令收繳了一部分，并且多為大件重器。其中青銅器有：鑄客鼎、王后升鼎、太后匜鼎、熊肯匜鼎、喬鼎、集饾鼎、太子鼎、王后簠、王后鎬、太子鎬、集爐、太后鑒、鑄客甗、鑄客鎬、淺腹勺，以及石器等計712件。后來出土的文物經追繳可收存的一部分，由前省立圖書館派員與壽縣交涉，運往安慶館，另一部分保存于壽縣。因安慶當年是安徽省省會。抗日戰爭爆發，曾將這批文物運送寄存在四川的前故宮博物院，后來又經轉移到重慶、樂山。直到1948年，這批楚器才運抵南京，存前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幾經周折，1953年這批珍貴文物才最終落存于合肥省博物館。
特別是那件享有“天下第一”盛名的“楚大鼎”，我們從那斑駁陸離的表面，閱讀到了滄桑的歷史，它是古老的東方勤勞、勇敢、富于創造力的人們超群軼倫才智的結晶，它是歷史上的楚人帶給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個驚喜和強烈震撼。早在上世紀中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先后來到安徽，親臨省博物館或壽縣博物館，觀賞過楚王墓出土的楚大鼎以及鄂君啟金節、楚金幣、越王者旨于賜劍等文物，給予了高度贊賞和肯定。(時本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