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晉紀》這樣記載“八公山下，草木皆兵”的典故：東晉太元八年（383年）十一月，淝水決戰前夕，“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仔細注意一下，淮南人熟知的壽縣古名壽春竟然變成了“壽陽”。其改名原因許多讀者都知道，是為避東晉簡文帝司馬昱之母簡文太后鄭阿春之諱。但其背后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是西晉司馬皇室中的疏族，封爵是瑯邪王。在“八王之亂”后期，司馬睿南渡而坐山觀虎斗。西晉滅亡后，司馬睿以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為都，建立東晉。鄭阿春先嫁田氏，夫死后再嫁瑯邪王司馬睿。司馬睿稱帝后，鄭阿春生子司馬昱。晉元帝死后，皇位在司馬昱之兄晉明帝司馬紹一系傳承3世6帝50年。咸安元年（371年）十一月，東晉政局突然動蕩，司馬昱鬼使神差般被權臣擁立為東晉新皇帝。這時司馬昱已經51歲，其母鄭阿春也已薨逝46年。次年七月，還沒來得及為鄭阿春追封，簡文帝司馬昱去世，其子孝武帝司馬曜繼位。太元十九年（394年），孝武帝為其祖母上尊號為“簡文太后”，“春”字正式成為國諱。根據《爾雅·釋天》，“春為靑陽”，凡遇“春”字，一律以“陽”代之，于是壽春成為“壽陽”。
當時壽春距離戰國楚國建都已有635年，距離壽春建城的歷史更長。西漢、三國魏和西晉時，壽春是淮南國王都；東晉時，壽春是淮南郡治所。東晉與十六國并峙，北方疆界在黃河與淮河之間波動頻繁，因此壽春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東晉以黃河為界時，壽春是支援前線作戰的戰略縱深，兵馬糧草從壽春源源不斷地輸送前線；東晉以淮河為界或占據淮北部分地域時，壽春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淝水之戰在此決戰足可證之。正因如此，壽春竟于兩晉時期進入當時的“十大城市”序列。這十大城市排名是：洛陽（西晉都城）、長安（前趙、前秦與后秦都城）、建康（東晉都城）、鄴（今河北臨漳縣。后趙、冉魏與前燕都城）、成都（成漢都城）、姑臧（今甘肅武威市。前涼、后涼、南涼與北涼都城）、襄陽、壽春、長沙、吳縣（今江蘇蘇州市）。壽春于兩晉“十大城市”中排名第八。
“春”改“陽”并非壽春的專利，凡是帶“春”的地名通通要改：浙江的富春縣改為“富陽”并一直沿用至今；江西的宜春縣改為“宜陽”、湖北的蘄春縣改為“蘄陽”。后來這兩個縣與壽春又改回原名；河南的平春縣改為“平陽”，安徽的春谷縣改為“陽谷”。后來平春和平陽、春谷與陽谷這幾個地名在歷史中逐漸消失，歷史上的平春縣是現在的河南信陽市平橋區，春谷縣則在安徽繁昌縣境內。
不僅地名要改，其它的“春”也要改“陽”，甚至儒家經典《春秋》也被改為《陽秋》。據《晉書·簡文宣鄭太后傳》記載，孝武帝為鄭阿春加尊號時，即是以“《陽秋》之義，母以子貴”為理由，將其祖母尊為“簡文太后”，還加謚號為“宣”。當時東晉史學家孫盛撰有晉朝史書《晉春秋》，寫的是西晉建立到東晉哀帝之間的晉朝史事。因為避諱，《晉春秋》被改為《晉陽秋》，因為山西太原市古稱晉陽，以致不明就里的人以為《晉陽秋》是寫太原地方史事的古書。
“皮里春秋”也是東晉典故。《晉書·褚裒傳》：“季野有皮里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季野是東晉名士褚裒的字。“皮里春秋”的意思是，褚裒嘴里不說，而心里是非分明很有主見。因為避諱，“皮里春秋”也被說成“皮里陽秋”，作為成語的皮里春秋至今還和皮里陽秋互相通用。淮南是二十四節氣成型的源發地，因為避諱，立春要改成“立陽”，春分要改成“陽分”，可想而知，這要給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多少不便。
東晉元熙元年（420年）六月，東晉為南朝宋取代，為鄭阿春的避諱禁忌隨之結束，但壽陽沒有改回壽春，而是改成睢陽。從太元十九年到元熙二年，壽春改壽陽的歷史還不到24年。淝水之戰發生在太元八年，可見當時壽縣的名稱還是“壽春”，《資治通鑒》說苻堅與苻融“登壽陽城望之”，似有將壽春超前改名壽陽之嫌。(周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