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大學畢業,走進煤礦,成為一名礦工。
我是農民的兒子,能應聘到國企、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在親朋眼中已經很好了。母親卻有些擔憂:“下井……太辛苦了。”父親卻很樂觀:“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再說,社會發展得這么快,你怎么知道井下沒有‘高科技’機器代替人工?別拿老眼光看問題。”
第一天去礦上報到,我穿著一套不合身的西服,是父親找五叔借的,他想讓我打扮得體面一些。
人事科干事給我辦好手續,告訴我到會計那里領“安家費”,每個新入職的大學生都有。會計是個時髦女孩,她跟我開玩笑:“領了‘安家費’,給自己置辦兩套‘走場’衣服吧。”我笑笑,腦補著父母看到這筆“安家費”的驚喜表情。
井下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臟亂差”,巷道又寬又亮,干凈整齊,機械化程度高,安全設施齊全,通行方面,有斜坡行人車,有平巷電機車,到工作面還有猴車,非常方便,大大節省了人力。班中餐有雞蛋、牛奶、火腿腸、肉包子,花樣繁多,補助用不完直接打到卡上。
更大驚喜是開工資那一刻。當時的工資條是手寫的,一式兩份,我的那份是復寫紙手寫的,內容簡單,有姓名、崗位、基本工資、月度獎金、參保扣除款等幾項。我開到手的工資獎金一共有兩千多元。當時我們這兒平均工資水平是一千元左右,這兩千多元的工資著實讓我興奮了好久。
放假回家,五叔見我穿著新衣服,問我每月能開多少錢?我如實以告。他“嘖嘖”稱贊:“李伯家兒子在縣城中學上班,每月能開一千多元;胡嬸家兒子在制藥廠上班,每月也能開一千出頭,你比他們多多了,好好干!”
第一個月的工資,我留下生活費,其余全部買了禮物送給親戚。我跟父母說:“第二個月工資開了,我給你們買臺大電視!”母親立馬反對:“亂花錢!你去銀行辦個存折,把錢存起來買房子。”當時我每月住房公積金是五百多元,市里的房子每平米兩千多元,我計劃每月最少存一千元,花三到四年時間,攢夠一套房子的首付,然后按揭,這樣,我不但擁有了自己的房子,還能在市里安家落戶,想想都美。
半年后,礦上實行績效考核制度,大大激發了職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當時的工資條由手寫變成電腦打印,工資沒有什么變化,增加了洗理費、交通補貼和績效獎等內容,其中績效獎根據每月的工作業績上下浮動,總收入是增加了,這樣,我提前攢夠首付,跟女友商量買房事宜。我想買一套大房子,女友卻建議買學區房,小一點也可以。我倆便多攢了一年的錢,買了一套九十八平米的學區房。
煤炭“黃金十年”期間,我的工資漲了一大截,提前還清房貸,“無債一身輕”,一高興,便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一輛汽車,這樣咱也有房有車啦。
我參加工作的第八個年頭,小寶貝出生了,我的工資條上又多了兩筆收入——獨生子女津貼和撫育津貼。這兩筆津貼被妻子稱為“奶粉錢”,同時也時時提醒著我們為人父母的責任。
工資條上的變化折射到我的生活中就是——家具越換越高檔、每年都能帶家人出門旅行、興致來了就能呼朋喚友下館子吃一頓、想買最新款的電子產品就能買……
工資條上的數字也不總是越變越多的,受國內外疫情等因素的影響,這兩年我的工資條上的數字變少了,但我并不擔憂,因為我對企業的前景有信心,對咱們國家有信心。
看看現在的工資條,再看看我剛參加工作時的工資條,內容豐富了許多,我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切,都得益于我生活的這片偉大的熱土、這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