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共中央轉移至陜北后，毛澤東曾在“紅軍大學”做過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的演講，后在此基礎上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因西安事變影響，只寫了五章，未能按原計劃完成）。正是在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一節中，毛澤東曾言及“削足適履”的古代成語，用之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必須根據實際的斗爭形勢及條件來開展，必須正確研究、把握和運用中國革命戰爭的一般規律，避免照抄照搬教條化的戰爭書本理論，導致實踐中的嚴重挫折或失敗。
毛澤東指出：“有一種人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著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
在這里，毛澤東用源出于漢代道家典籍《淮南子》的“削足適履”來嚴厲批評黨內“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認為他們對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研究與把握流于形式，如同一個人為了將“大腳”塞進“小鞋”而把腳削小，只知機械地運用關于戰爭的“條令”或書本知識，而不懂得真正的軍事智慧和能力唯有從戰爭實踐中來獲得的道理。
《淮南子》一書是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共同撰著的道家巨著，有著“絕代奇書”的稱譽。毛澤東從年青時代起，便博覽中國古代典籍群書，對這部“漢人著述中第一流”的道家論著并不陌生。而且，《淮南子》“奇峭俊拔，沉博絕麗”的文采也為喜好作文的毛澤東所欣賞，留下深刻印象。
劉安等人在《淮南子·說林》中，曾云：“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意在批評常人由于貪婪養生之物而傷害生命的短視行為，認為這是“削足而適履”的因“小”失“大”的愚蠢做法。
毛澤東對《淮南子》中“削足適履”的說法很認同，尤其是在經歷了“大革命”失敗與“長征”的戰略性轉移之后，更是切身感受到不從中國國情、中共黨情與紅軍軍情出發來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就難以真正認識和把握其中正確的客觀規律，無法在殘酷的軍事斗爭里不打敗仗，戰勝敵人。
正如《淮南子》所說“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在毛澤東看來，以往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往往在軍事上犯嚴重錯誤的根由即在于此，因為他們不是從“戰爭”本身出發來研究“戰爭”，而是脫離實際地盲目照抄照搬蘇聯“軍事條令”、書本知識，根本不懂得“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著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毛澤東指出，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們只知道說蘇聯“軍事條令”、書本理論也是“過去流過血得來的東西，為什么要不得”，但卻完全不明白“我們固然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是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更不懂得應從本國的戰爭實際出發去對這種“流血的經驗”形成清醒深刻的理性認識。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連續兩次使用“削足適履”這一成語，就是出于對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夫所以養而害所養”的實踐錯誤對中國革命發展造成的嚴重損失的痛切不滿之意。也因此，他大聲疾呼：“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強調：“做一個真正能干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僅僅善于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辦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在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與否，就在于中國共產黨人能否真正在戰爭中最大程度上實事求是地做到“知彼知己”，既能“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也能“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
從《淮南子》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削足適履”這一成語所凝聚的中國古代先賢的實踐理性智慧，并沒有因為時代的遷變而失去思想的光澤，相反，經由毛澤東富有時代新意的闡釋運用，它重新獲得了勃然的生命力，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重新審視認識中國革命戰爭規律問題的重要理論資源。也許，這也正是對“絕代奇書”《淮南子》所具有的跨越古今時空的思想魅力的最好展現吧！(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