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所轄鳳臺、壽縣兩個縣域和蔡家崗、田家庵、山南新區等幾個市區，總人口超過了三百萬人。提起淮南市，歷史發展過程中相繼出現的三代淮夷部落分布、春秋蔡國（下蔡）、戰國時楚國的最后一個國都壽春、淮南王劉安與“淮南子”、豆腐的制作發明、淝水之戰中的“八公山”、唐代以燒黃釉著稱的“壽州窯址”、淮南煤炭的開采源流等等幾大歷史事件是繞不過去的城市文明特質，構成了淮南市城市發展的基本元素與特征。在我工作的幾十年間，曾經不少次去過淮南，與一些人也結下了友誼，淮南市文物博物館系統的幾任領導人周墨兵、徐孝忠、沈汗青、汪茂東等，也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我的家鄉懷遠縣離淮南市很近，淮南市以燒制黃釉瓷而聞名于世的上窯鎮，離今天蚌埠市的禹會區馬城鎮接壤相鄰，過去這里長期是懷遠的土地，在后來的行政區劃調整時，有不少都劃給了淮南市。在該市的煤礦開發史上，由于地鄰的緣故，懷遠有很多人跑到了淮南去挖煤，為淮南市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淮南礦史陳列館里，我就看到三十年代的民族資本家林文瑞作為大通煤礦的創辦人之一的史料，這個林文瑞，就是懷遠縣城關有名的“宮宋楊林”四大家族的林家的后人。我的外祖父楊如清是懷遠楊家的大少爺，在日偽占據淮南時期，曾經在那里當過一個小學的校長，所以我母親楊世蘭后來受其影響很大，也上了師范學校，并于畢業后的1953年在縣城西40里地的河溜區中心小學，當了一名有編制的“鄉村女教師”。大約在1955年間，外祖父不知因為什么原因暴病身亡，淮南的家人不愿處理他的喪事，我父親便乘船去了淮南，用一張蘆葦席將他卷捆后，搭乘小火輪回到懷遠，葬在縣城南的荊山北麓，這個人也從此成了我們家的“禁忌”，外婆與爸媽也從來沒有在我們小孩面前說過他的情況。我還知道淮南市有名的“紅葉詩社”的周墨兵先生，他的愛人就是懷遠唐集的唐家人，她的繪畫作品秀雅清越，我也曾有幸受贈一幅。1975年，我在初中畢業時，還曾經隨縣城里“工農兵中學”的同學們去淮南市“拉練”，背著行李、步行幾十公里來到淮南參觀“萬人坑”和采煤礦井，接受階級斗爭的“憶苦思甜”思想教育。記得當時我還應在我們家生活的姑外婆（外公的姐姐）的要求，她給了我聯系地址和電話，順便到蔡家崗看望了外祖父留在淮南的親人，這些，一轉眼過去，都是四十多年以前的往事了。
我在1982年7月參加工作以后，與淮南市的交道打得其實并不多，有一年我為了一個編輯全省文物地圖集的事情到淮南出差，辦完事后，與周墨兵老館長說，希望去唐代壽州窯址上觀察一下，他安排一個人帶我去了東郊一個礦山地帶轉了半天，沒有看到一個瓷片。
再后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與改革開放的深入，老工業城市的轉型，終于開始意識到文化建設與文物保護是一個城市文明發展不可缺少的要素，淮南市做了文化設施上的補課活動，連續多年“豆腐節”的舉辦、市博物館的選址重建、文物保護單位的申報與維修、傳統村落的申報、近代工業遺產的保護、九龍崗近現代典型建筑的原址保護、壽州窯遺址的規劃編制、大唐電力公司技改方案、考古發現與博物館陳列展覽、淮南市社會文物的管理與調查等等，我曾多次陪同領導與專家來此考察學習，了解到淮南市的發展變化，淮南文化、文藝界人士的愿望與要求，又相繼認識了一批書畫藝術家。
再后來的近二十年間，淮南市的文物博物館事業在幾屆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有了厚積薄發式的長足進步，新博物館的落成與陳列展覽的對公眾開放，配合公安部門偵破了一系列的文物盜墓案件，代表著淮南市級研究水平的《壽州窯》、《淮南市博物館藏銅鏡》、《淮南市文物精華集成》、《淮南市歷史陳列研究》等幾部學術報告的出版，以及文物征集工作的開展，都與沈汗青的精心謀劃和勤勉工作分不開。
現在汗青與我雖然都離開了奮斗一生的工作崗位，當然我們仍然會關注、關心過去工作范圍的事情。令人高興地的事是，省保單位“武王墩”大墓的發掘工作已經列入淮南市和安徽省文物局共同的目標任務，在市博物館里看到的收繳被盜文物漆器鼓座、青銅虎座與成套的銅編鐘顯示，這將是安徽省繼民國時壽縣“李三孤堆”戰國墓之后，又一次楚國晚期大墓的重要發現，投資數千萬元巨資的一次發掘，將成為安徽省考古史上與淮南市歷史上的“之最”，我期待著今后有機會前往考察觀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