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書藝人喉間翻騰卻開不了口的瞬間，艾青筆下啼血鳥兒的嘶鳴，穆旦詩中帶血的手與深沉的擁抱——此等意象在文學史的長河中并非孤立的悲鳴，而是文心映照時代創痛的永恒印記。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文學之于時代，猶如長城磚石間的苔痕與血漬，既是創傷的鐫刻者，更是精神血脈不息的見證者。
當時代颶風橫掃而過，文學每每如那鼓書藝人，喉頭哽咽卻終將發出聲音。那“開不了口”的瞬間，是歷史的喑啞處，也是民間記憶的凝結之時。遠溯《詩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蒼茫詠嘆，早已為后世文人立下范本：在禮崩樂壞的春秋裂變中，歌謠卻如地火奔流，默默熔鑄著民族最初的精神胎記。文心在喧囂沉寂處萌生，其聲縱使微弱，卻是文明于劫灰中重燃的火種。
當山河破碎風飄絮，文學便化作艾青詩中啼血的精魂。“用嘶啞的喉嚨歌唱”的鳥兒，其聲雖裂，卻如杜鵑泣血般刺透時代的陰霾。杜甫于安史之亂中執筆為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十字如刀，剖開了盛世的華袞，露出歷史虬結的筋骨。文學在此時并非柔媚的弦歌，而是青銅鑄就的洪鐘，以自身碎裂為代價發出驚雷之鳴，于無聲處警醒昏聵的世道人心。
當民族浴火重振之際，文學遂成穆旦詩中那只“帶血的手”，渴望擁抱的是新生與傷痕交織的復雜現實。那血痕是民族蹣跚站起的印記，而擁抱的姿勢，則是文心對歷史創痛的深沉撫慰。司馬遷身受大辱，卻鑄就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巨峰，他筆下帶血的文字，既擁抱了歷史深處的呻吟，亦在痛楚之上建立起了精神的豐碑。
文心映照時代，常在光與暗的交界處留下最深的刻痕。它既非純粹的贊歌，亦非簡單的控訴；它如長城古老的磚石，每一道風霜雨蝕的印記，都無聲地訴說著文明跋涉的艱辛與堅韌。這脈文心所凝結的，正是民族精神在歷史長河中永不干涸的深沉潛流。
當鼓點喑啞，當鳥鳴泣血，當帶血的手伸出擁抱，文學的微光便如暗夜星辰，在時代的深淵之上，默默為后來者昭示著精神的航向——它讓我們在血淚斑斑的歷史回音壁上，依然能辨認出那屬于文明自身的不死精魂。縱使時代如滔天濁浪，文心依然如月照大江，以它的清輝，默默為這多難的世間勾勒出精神的等高線。
(王卿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