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王墩一號墓考古發(fā)掘全紀實
初春的淮南，微風裹著油菜花香掠過江淮平原，沉寂了兩千多年的武王墩墓在經過4年多的科學考古發(fā)掘后，終于揭開了神秘面紗。
穿過長長的墓道，這座規(guī)模宏大的九室楚墓，四周由夯土壘成的臺階以“回”字形層層內收，一直延伸至墓坑內。作為唯一一座經過科學發(fā)掘的楚王陵，這里出土了迄今出土口徑最大的楚國大鼎等1萬多件（組）文物，八百年楚國的面貌愈發(fā)清晰。
這是迄今經過科學發(fā)掘的規(guī)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復雜的楚國王級大墓，墓主身份鎖定為戰(zhàn)國時期的楚考烈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的六項“2024年中國考古新發(fā)現(xiàn)”中，武王墩一號墓名列其中。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民族交融與文化碰撞不斷發(fā)生。我國科技考古不斷取得新突破，激勵著后人不斷向文明深處探源，汲取世代相傳的精神力量。
剝開“時間膠囊” 歷史真容日漸清晰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241年，在戰(zhàn)國史上最后一次合縱攻秦中，楚考烈王擔任縱長，失敗后為避強秦，楚考烈王將國都遷往壽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壽縣壽春鎮(zhèn)。約19年后，楚國滅亡，在壽春留下王國最后的背影。
2020年，一支有著百余人的考古隊來到距離壽春城遺址不遠處的武王墩墓，在初步探明墓室結構和陵園范圍后，正式開始考古發(fā)掘工作。
初到這里，一群經驗豐富的考古隊員們都被面前這座高約16米、底徑達130米的超大型墓葬所震撼，激動之余，壓力也沉甸甸地落在他們肩頭。
“面對如此高規(guī)格的墓葬，此前發(fā)掘經驗幾乎為零。”武王墩考古項目負責人宮希成表示，盡管開始已經制定了詳細發(fā)掘計劃，但天氣、土質和工具匹配等原因還是造成了不少困難。
經過4年多發(fā)掘，武王墩的真容日漸清晰。
2024年4月16日，國家文物局在淮南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首次對外發(fā)布了武王墩一號墓的等級和結構——這是一座擁有九間墓室并有多重棺槨，且結構完整的楚國王級墓葬，不僅如此，考古人員在構筑墓室的木材上發(fā)現(xiàn)并采集了大量的楚國墨書文字。
武王墩考古項目負責人宮希成表示，不同槨室數(shù)量對應墓主生前身份等級，楚王級別的九室墓尚屬首次發(fā)現(xiàn)。書寫于木槨上的墨書文字則記載了槨蓋板放置方位和槨室功能分區(qū)等內容，猶如整個墓葬的“說明書”，如北一室西墻最下層墻板上的“南樂府、西、咊、一”分別對應著“分室名稱、所在方位、木材性質和編號”。
約一個月后，指向墓主身份的更多關鍵證據浮出水面，在多個青銅器的銘文上發(fā)現(xiàn)楚王名字信息——“楚王酓前”，即楚考烈王熊元（亦有作“完”）。在一號墓東一室還發(fā)現(xiàn)了一大銅鼎，其口徑尺寸超過了安徽博物院的“鎮(zhèn)館之寶”楚大鼎（鑄客大鼎），成為迄今出土口徑最大的楚國大鼎。
器以藏禮，除了大銅鼎之外，武王墩一號墓還出土了大量基本完整的禮器組合，其中出土的一套“九鼎八簋八簠”的器用組合被視為當時等級最高的禮容器組合。
2025年1月，安徽省文物局發(fā)布消息，武王墩一號墓的田野考古發(fā)掘工作全部結束，經綜合分析，確定墓主人身份為戰(zhàn)國時期楚考烈王。
至此，武王墩一號墓的結構和內容已基本清晰，共計出土文物1萬多件（組），除了禮器之外，出土文物還包括了木俑人、漆木器、玉器，以及可能用于占卜的卜甲（龜甲）。此外，在青銅器和漆木器中還發(fā)現(xiàn)大量動植物遺存，已鑒定出的動物遺存種類達17種，植物遺存則包括了瓜、果和香料三大類共13種。
科技作支撐 讓物件“保持”生命力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考古工作絕非僅僅是“挖寶”，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往往更加考驗著考古人的智慧和耐力。
在不使用大型機械的前提下，如何將可以裝滿30多個標準泳池的約7萬方封土移走？
考古隊員們用行動給出了答案，他們用各類鏟子、鋤頭，分探方一點點掘進，像愚公一樣，挖了一年半。
到了“挖填土”階段，進度就更慢了，每一鏟子下落，都有可能觸碰到新的秘密。
“挖掘過程中四周開始出現(xiàn)夯土壘成的臺階，一共21級，一級60厘米左右，一圈臺階就得挖一個禮拜。”武王墩考古隊隊員柴政良說。
“我們采用類似‘CT’的高密度電阻率法來探測土下的情況。”柴政良解釋道，地下介質導電性各不相同，他們收集不同地層的電阻率，從而判斷土下的情況，確保挖掘工作安全有序。
“干千年，濕萬年，不干不濕就半年。”面對剛出土的脆弱文物，如何做好保護成了另一大難題。
“打開槨室后，槨室內充滿水，常年浸泡在水中的文物，處于飽水狀態(tài)，出土后亟需保護處理。”武王墩考古項目實驗室負責人張治國自項目之始，便牽頭制定了出土文物現(xiàn)場保護與多學科研究預案。
低氧滅菌室內，發(fā)掘出漆木器等文物被安排在一間充滿氮氣的房間，“這里就是出土文物的‘安全屋’，通過模擬原始埋藏環(huán)境，避免文物受損。”武王墩考古隊隊員柴政良說。
此外，張治國表示，科技考古手段還應用于墓葬考古測年、墨書紅外識別、人骨DNA研究等工作中。
比如，專家們在對人骨DNA進行分析比對后，推斷墓主為男性，死亡年齡在50歲及以上，在壽春的四任楚王中，唯有楚考烈王死亡時年齡在50歲以上；從線粒體基因組來看，其母系來源可能為古代北方人群，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史料中“楚頃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楚頃襄王從秦國迎娶新婦”的記錄。
在多方支持下，現(xiàn)場建成了考古實驗室、文物保護實驗室、標本庫房等在內的近2萬平方米配套場所。宮希成表示，希望通過跨學科、多平臺、多領域專家團隊的共同協(xié)作，運用科技手段和新工具，為后續(xù)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工作的開展提供支撐。
相隔兩千多年 還能“讀”出什么？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站在發(fā)掘現(xiàn)場，綿延了2000多年的“風沙”迎面而來，黃土之下，沉睡的文明正緩緩蘇醒。
武王墩考古隊執(zhí)行領隊方玲表示，考古工作的核心在于保護和傳承，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fā)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將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
作為唯一一座經過科學發(fā)掘的楚王陵，武王墩一號墓填補了科學發(fā)掘的楚系墓葬中頂級墓葬的空白。墓主所生活的時代，又處于強秦建立大一統(tǒng)國家的前夜，對研究秦漢中央集權大一統(tǒng)國家及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認識歷史也離不開考古學。柴政良說，對于楚國八百年歷程，很多細節(jié)和故事都藏在歷史的迷霧中，比如關于楚考烈王的記載，只有史書上的只言片語文字，而已出土的文物則提供了許多細節(jié)，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活化了歷史場景。
在發(fā)掘過程中，柴政良意外發(fā)現(xiàn)，在個別文物的漆面上殘留了當時制作工匠遺留的指紋，“這些指紋就好似凝固的時間膠囊，一經打開，便感到我們在和古人對話。”
宮希成說，需要了解如何從蠻荒走到如今高度發(fā)達的文明社會。中華民族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就來自這些真實久遠的歷史。綿延千年的文明傳承，絕不止是史書上的記載。
歷史宛在眼前，文明輝光日新。
考古人的責任，就是要把我國文明起源和發(fā)展以及對人類的重大貢獻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呈現(xiàn)出來；考古工作所承載的，是一個既復雜又漫長的系統(tǒng)工程，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fā)展歷程。
（新華社合肥3月19日電 記者 屈 彥 趙金正 呂巖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