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偶爾會看到石碑，內心總感覺有點害怕，顯得陰森森的。后來親歷了一次平墳運動，鄉下的石碑基本都被推倒了，卜居鄉里，整個青年階段與碑絕緣。四十歲左右，因為想學寫毛筆字，又喜歡上了碑。家住安豐塘畔，離孫公祠只有十幾里，去孫公祠看碑，成了我的習慣。閑空時就開車去，看了碑也放松了自己的心情，真是一舉兩得。
安豐塘古稱芍陂，系楚莊王時期楚相孫叔敖率領百姓所開挖，距今已近2600年。安豐塘與后來的都江堰、漳河渠、鄭國渠并稱為中國古代四大水利工程。1988年被批準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安豐塘又被國際灌排委員會認定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有了安豐塘才有了孫公祠。孫公祠就是為了紀念孫叔敖而建。可見安豐塘在百姓心目中有多么重要，后人對孫叔敖又多么地景仰。
據光緒《壽州志·營建志》記載：“楚相孫公祠在芍陂祀楚令尹孫叔敖。明知州劉慨建。嘉靖，知州栗永祿重修。 朝，知州傅君錫、州同顏伯珣改建。有孫公廟記。”顏伯珣在《孫公新廟記》里將孫公祠壯觀之述備矣，而我最看重的是孫公祠里的一塊塊石碑，它用刻石記錄真實發生的事情，更悲愴、更凝重、更滄桑。如果我們要系統地看孫公祠的碑并從碑文里探討孫叔敖的豐功偉績和安豐塘的演變與廢興，我們可以借助一個人及一本書。此人就是清朝嘉慶年間“邑之耆舊”號容川居士的夏尚忠和他的著述《芍陂紀事》。《芍陂紀事》成書于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任蘭生任鳳、潁、六、壽兵備道時“就其稿略加刪節，并增入現在興修事宜”而付印。《芍陂紀事》無疑是一本反映安豐塘歷史演變最為詳細的一本書。其中一章“碑記”就全面記錄了孫公祠所有的碑文，其史料價值可見一斑。
孫公祠的碑可分為兩個階段，即被毀壞的碑和現有的碑。《芍陂紀事·碑記》載：“歷朝修筑埂堤，各名宦之勞勛已登列傳。而其隨時修治之方，以及議論之切中款要者，莫祥于碑記。自應備錄以資考鑒，縱使文非可傳，而事有足據，亦并存之。后之君子有心于斯陂者，按籍而求，庶可得其梗慨已。”
我努力在碑文的字里行間里找尋古代官吏及平民百姓對安豐塘所做的功績與貢獻。《本州邑侯栗公重修芍陂記》記載：“孫叔敖為楚相，施教行政，世俗盛美。勤恤生民，惠施無疆。嘗于壽州南引六安流谿、沘、渒三水，瀦之以塘，環抱一百余里。可灌田萬余頃，居民賴之。漢王景、魏鄧艾、宋長沙王義欣至明鄺、魏二君，相繼修葺，以丕承前志。舊有白芍亭，泊而為湖，因名芍陂。后以安豐邑故地，今相傳安豐塘云。”短短數字，將安豐塘明朝以前的狀況交代得一清二楚。此碑又記：“其因塘之利者，悅以使之而忘其勞。時則臺使路子偕許子暨鳳陽郡侯李子往觀曰‘美哉，塘也！’浩渺紆回，波流萬頃，啟閉盈縮，各以其時，其平成永殖之休也。善眾宜人，惠（善）莫大焉。”從碑記看，安豐塘自古以來就是風景如畫之地。值得贅述的是，碑中記述的路子、許子、李子都是良吏且是大文人。舉一說明。路子諱可由，即路可由（1507—1573），字子正，號蓮浦，曹縣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進士。路可由品行耿直，做事果斷，善作詩文，被鄉人稱作博學之士。他歷任江西道監察御史，保定、安慶知府、都察院又都御史等職，為官廉潔，執法嚴謹，備受百姓贊譽。安豐塘建塘以來，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君子，讓過往的賢者嘆為觀止。
孫公祠里的碑，無論是被毀壞的還是現存的，每一塊碑文都記錄著當時的社會背景。時代興則芍陂興。《 朝本州邑侯李公重修芍陂記》載：“安豐塘者，楚令尹孫叔敖之所為也……余自癸巳夏來守壽州，詢諸利弊，紳衿、黎庶皆言此塘乃壽土第一利者，余隨欲舉行而未之逮焉。迨乙未春日，會環塘士庶同周生成德等相視其廢壞處所，度而計之……于是量其工程，選夫千余，先疏河道之壅塞者一百四十余丈，再筑新倉、 子門沖決二口，高厚十數丈有余，綿長俱不下百尺許。復捐俸理其斗閘，補其堤岸。不月余間，大略粗完。余具文報兵憲沈公，公喜之甚，亦捐俸飾修，意在利求萬全，垂之永久。余隨與州佐等加意巡葺，環塘之民插秧遍野。是歲，別地夏皆苦旱，惟安豐一帶全獲有焉。”此碑言李公即李大升，字木生，順治十年知壽州。碑文透出的信息是，李公一到壽州就關注安豐塘的修建，修塘“一百四十余丈”，當年別的地方受了大旱而“環塘之民插秧遍野。是歲，別地夏皆苦旱，惟安豐一帶全獲有收焉。”更值嘉許的是，李公把自己組織修塘事宜報告給“兵憲沈公，公喜之甚，亦捐俸飾修，意在利求萬全，垂之永久”后，兵憲許公也捐了自己的俸銀參與修塘之事。
安豐塘興修以來，也歷經劫難，碑文屢有記載。《本州邑侯黃公重修芍陂界石記》載：“芍陂塘作于楚令尹孫叔敖，歷漢、唐、宋、元至今，遺跡猶存。上引六安孫家灣及朱灰革二水入塘，灌田四萬頃。其界起賢古墩，西歷塘埂，轉而北至孫公祠，又折而東至皇城寺，南合于墩，周圍幾三百里……成化間，豪民董元等始竊據賢古墩以北至雙門鋪，則塘之上界變為田矣。嘉靖中，前守栗公永祿興復水利，欲驅而遠之，念占種之人為日已久，墳墓、廬舍星羅其中，不忍夷也，則為退溝以界之。若曰田止退溝， 此而田者，罪無赦、栗公去，豪民彭邦等又復竊據退溝以北至沙澗鋪，未已也，而塘之中界又變為田矣。隆慶間，前守甘公來學，載議興復水利，然不忍破民之廬舍，猶前志也，則又為新溝以界之。凡田于塘之內者，每畝歲輸租一分，以為常。若曰田止于新溝， 此而田者，罪無赦。”由于栗、甘二公打擊豪強圍墾不力，導致安豐塘的面積越來越小。夏尚忠在《芍陂紀事》一書里對栗、甘二公也進行了無情地批評：“嘉靖間，邑侯栗公不忍誅夷，僅為退溝以界之，元惡不逞，奸尻得志。隆慶間，彭邦等又據退溝以北至沙澗鋪，塘之中界變為田矣。邑侯甘公援栗公之例，又以新溝以界之。噫！奸豪之蠶食過半矣。惜乎甘、栗二公因循茍且也……”
《本州邑侯黃公重修芍陂界石記》又載：“余繼公后，發憤于越界之人，欲盡得而甘心。舊矣，又以若輩皆居處衣食其中，視為事業。于是逐新溝以北，迤東而田者常從善、常田等二十余家，得七十五頃；迤西而田者趙如等十余家，得二十余頃，復為水區。溝之南舊有小埂，歲久湮沒，乃益增而高之，以障內田，使水不得入，且令越界者無所逞。塘長張梅等請立十以為志。嗚呼！石可立也，矣可仆也。且余能禁彼之不移而北乎？然為茍且一時之計，亦無過于此矣！”正是因為知州黃克 用雷霆手段凌厲打擊，才遏制了沿塘豪強圍墾，保障了安豐塘面貌。
黃克 ，福建晉江人。萬歷年間以進士知壽州。值安豐（塘）頹敗之余，正豪強竊據之時。他不遺余力打擊豪強。萬歷四十七年任工部尚書次年改刑部尚書。受兩朝顧命。夏尚忠在《芍陂紀事·黃公傳》里稱贊道：“‘官職自有定分，名宜千古不磨。’其人可想矣。惜乎！公僅以尚書終也。公果大宰天下，凡有利賴國家、利濟民生者，一如此陂矣。”黃克 在壽州時，百姓為他建有生祠，他為保護安豐塘所做出的功績，壽州百姓刻石記錄，銘記在心。
1996版《壽州志·孫公祠》記載：碑廳內外墻上，嵌有近年自祠內集中起來的碑刻19方，有歷史上重修安豐塘碑記、禁止侵塘為田的積水界石記、安豐塘圖、孫叔敖石刻線像及其傳略、重修孫公祠碑記等。其中明代石刻塘圖，可見塘的位置、水源、斗門、灌區概況，在水利科學史上有較高價值。乾隆四十年梁巘書丹之草體《重修安豐塘碑記》，亦常為游人所欣賞。
《重修安豐塘碑記》，夏尚忠《芍陂紀事》中稱為《本州邑侯鄭公重修芍陂閘壩記》碑。《芍陂紀事》記載：“鄭公名基，廣東貢士。乾隆間知壽州。三十五年，陂之士李紹佺等上請改修皂口、鳳凰兩石閘，環陂情愿按畝樂輸。公準，通詳派銀二千四百兩有奇，并補修眾興集滾水石壩……”《重修安豐塘碑記》，記錄了鄭基重修安豐塘的經過。但是，撰寫碑文的人，刻寫碑文的人，立碑的人，都是大大的名人。碑文后載：“特受江南淮安府知府、前壽州知州加三級紀錄二次，鄭基撰文，湖北巴東縣知縣梁巘書丹，大清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八月丙子二十日乙未，壽州知州張佩芳建。”
張佩芳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升任壽州知州，他是對壽州文化貢獻比較大的良吏之一。他升任壽州知州伊始就延請剛剛辭去巴東知縣的梁巘擔任壽州循理書院山長。《重修安豐塘碑記》碑，現鑲嵌在孫公祠西墻上。無論從碑文看，還是從梁巘的書法看，都如《壽州志》所言：“亦常為游人所欣賞。”這塊碑的文化價值毋庸諱言。
因為安豐塘的開挖才有了孫公祠。古往今來歷代文人墨客謳歌孫公祠的詩很多，我特別喜歡明代王邦瑞的《過楚相祠》：“百里陂塘峙楚祠，千年伏臘動人思。愛存墮淚非殘碑，功似為霖豈一時。”常常去孫公祠看碑，時間久了也會滋生一些想法。新中國成立后，每次維修安豐塘動輒十萬大軍齊上陣，動輒投入資金過億，古代官吏集資幾千兩銀子修葺安豐塘的場面在今人眼里是不可比擬的事情。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立碑為記？歷朝歷代歌詠安豐塘和孫公祠的詩文汗牛充棟，我們是不是可以選擇一些精品刻成碑碣立于孫公祠內供后人研讀？《 朝本州邑侯李公重修芍陂記》碑的最后有這樣一段話：“嗟乎！叔敖往矣，芍陂之利至今存焉。現我而修復者不一人矣，百年之后又安能保其久而不替也耶？是所待于后之君子焉。”此碑立于順治十年，即公元1653年，距今整整三百七十年矣，三百七十年后，安豐塘不但成了舉世聞名的灌區而且成了久負盛名的風景區。看來，當時立此碑的壽州邑侯李大升內心的擔憂成了多余。（陳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