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的“民本”理念及精神深受先秦諸子之學的熏染，具有多元化的思想淵源，其中尤以道、儒為著，墨、兵次之；這種“民本”理念及精神既是對先秦諸子之學的歷史繼承，更是融會性的新發展。他認為統治者應順應民心，以民心為基礎，以民意為轉移，不以一己或少數人意志取代百姓意志，更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人民身上。
《淮南子》與先秦老莊道家不同，它反對墨守成規，提倡社會變革；贊揚古代以民為本、以德安民的社會秩序。它認為統治者要想天下安寧，就必須在首先保證民眾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礎上，再順應時代發展進行社會變革。他在《汜論》中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在劉安看來，只要方法措施有利于人民、國家，統治者就不必受制于既有制度，完全可以廢除不適宜現實形勢發展的“先王之制”。《淮南子》一面贊美勤儉治國的明君，一面猛烈抨擊賦斂無度，“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主術》）的荒淫君主。批判他們憑借無限的權力揮霍享樂，構筑“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蛡蛿綺繡，寶玩珠玉”（《主術》），導致了“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的社會災難。其強調勤儉，反對奢侈的政治主張對我們今天建立節約型社會也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淮南子》帶有強烈的“民本”意識，它明確提出“民者，國之本也”，把人民看作是國家的根本，進而指出“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在這一觀點政策措施上，《淮南子》主張勿奪農時、約減政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施政寬簡，從而做到愛民、安民、利民；而這些正是得民的前提，得民與否，是治國成敗的關鍵。《淮南子·主術訓》云：“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弛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意思是說，炎帝神農治理天下，沉靜于胸，有聰明智慮，有仁愛誠心，以公心教化子民，所以，氏民質樸、穩重、正直、誠實，沒有什么忿爭，人人依靠天地的資源，與天地融和在一起。通過炎帝神農的例子，闡述愛民、為民、利民的高尚風格。《淮南子·修務訓》記載：“神農憔悴”，“圣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炎帝神農氏為了解決氏族成員的生存問題，“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描寫出炎帝神農時代“養民以公”、“仁誠之心”，即民主友愛、天下均平的和諧社會狀況，體現出劉安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尊重和利用，體現出《淮南子》的“諧天”、“和人”、“融己”、“化民”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理念和原始“天下大同”的民本思想，成為后世社會追求的目標。
《淮南子》還強調治國與修身都離不開“仁義”和“行善”這些優良品性，正如《主術訓》所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一個人是如此，一個國家如能這樣綜合激發人之優秀品性的話，那也就可稱之為仁政或德政，所以《淮南子》說：“地以德廣，君以德尊……昔二皇鳳皇至于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而之所以能這樣，就在于伏羲、神農、夏禹、商湯、周文王推行德政的緣故，這也就是《淮南子》所說的“德之所施者博”(《繆稱訓》)。所謂德人，安居時沒有私念，行動時沒有謀慮，內心不藏是非善惡。他樂于與四海之民共享利益，以天下百姓的富足為滿足。心憂民眾，人民共享富貴，這就是真實的劉安。他為帝王和官吏們樹立了一個親民、愛民、利民的典范，具有永恒的價值。(劉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