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８月２５日電（“新華視點”記者霍小光、楊維漢、周婷玉、陳菲）
我國現行刑法和刑訴法都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但現實中這類現象卻仍無法真正杜絕。一些冤錯案背后，往往籠罩著刑訊逼供的“陰影”。日前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針對這一“頑疾”增加了更有針對性、可操作性的規定，為鏟除刑訊逼供滋生的“土壤”提供了法律依據。相關條款引發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和相關法律專家的關注。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 面對訊問可以保持沉默
現行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這次審議的刑訴法修正案草案，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的規定。
“增加的這句話看似簡單，實則是一個重大法律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沈春耀２５日在分組審議時指出，我國法律早已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嚴禁使用威脅、利誘等非法手段取證，但沒有像此次刑訴法修正案草案這么鮮明的表示和宣示。
中國法學會刑訴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陳衛東說，“不能強迫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內的任何人違背意愿去證實自己有罪，更不能采用暴力、體罰、虐待等非法手段迫使他們承認自己有罪，這是國際人權規則的一個重要內容，它給遏制刑訊逼供提供了法律依據。”
人們常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那么，“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與此是否矛盾？
陳衛東認為，兩者并不矛盾。“坦白從寬”強調的是，被告人作出真實自愿的供述，法律對他進行寬緩的處理。“保持沉默不等于抗拒。真正的抗拒，是嫌疑人在確鑿充分的證據面前仍然不認罪，或者避重就輕、推卸責任，甚至嫁禍于人。”他說。
此外，有專家提出，要注意處理好“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與現行刑訴法關于“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規定的關系。要把這兩條規定綜合起來理解。前者規定了偵查人員的禁止性行為，即不能非法取證，后者雖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的義務，但并沒有給偵查人員強迫取證的授權。
針對有些業內人士擔心“不得自證其罪”將增加辦案難度和成本問題，有關專家指出，公檢法機關應摒棄“口供為王”，樹立“重證據、輕口供”的觀念，讓辦案人員把更多精力放在犯罪現場勘查、勘驗和司法鑒定等方面，在刑偵科技上下功夫，真正提高破案水平。
多環節整體防范 遏制刑訊逼供是系統工程
遏制刑訊逼供對保障人權意義深遠。沈春耀指出，這次對刑訴法的修改，充分體現了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原則，也有利于同有關國際人權公約相銜接。
列席分組審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霍瑛認為，刑訴法此次修改在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的平衡方面邁出了較大步伐，有利于推進刑事訴訟程序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學化，有利于基層法律工作者在具體執法辦案中增強事實觀、證據觀、法律觀、程序觀。
除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和排除非法證據以外，修正案草案中還有一些細節的改動。例如，規定了“拘留后，應當立即將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后，偵查人員對其進行訊問，應當在看守所內進行”，“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
這些規定，對于遏制刑訊逼供是否有重要作用呢？“非常重要”，陳衛東說，近些年，看守所從設施設備到監管水平有了很大改進，刑訊逼供的主要場所已經不在看守所了，而主要發生在看守所之外審訊和送往看守所之前這兩個環節。草案中增加的有關規定，恰恰從時間、空間兩個角度防范了刑訊逼供的發生。
還有委員建議，要把錄音錄像作為硬性規定，無論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進行訊問時都“應當”全程錄音錄像。
陳衛東說，這次修改刑訴法遏制刑訊逼供是一個整體性的防范，通過證據的收集、拘留后送看守所羈押、訊問時錄音錄像等一系列的程序規定，把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串聯起來，嚴密防范刑訊逼供的發生。
遏制刑訊逼供不可能一蹴而就。汪建成認為，“硬性規定的制度背后，還要有法制觀念的培養、司法理念的培育、公民素質的提高、司法干警素質的提高等等，這需要時間的積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