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7年秋，礦區動蕩不安
1947年夏秋之際，解放大軍強渡黃河轉戰黃淮平原而插入大別山區之前，淮南煤礦和淮南鐵路當局，深恐解放軍渡淮后直趨蚌埠，包抄徐州國民黨駐點的后路，則礦區將落入人民手中。兩位局長(王德滋、吳竟清)電上海礦路總公司告急，請求派兵“保護”。
在礦區動蕩不安期間，淮南礦路公司先后曾派總務處長沈符階、董事長朱用和，商議對策，安定人心。沈符階沒有和大家見面。朱用和曾為此召集公司所屬淮南礦局、路局、電廠、面粉廠、煤球廠、營運處等單位的科長以上人員參加了座談會，到會100多人。國民黨特別黨部的人也到了。主要由吳紹禮(桂系部隊駐礦聯絡高級參謀)講話，無非吹一通可以保證礦區安全這類的話。朱用和則講些公司如何關心大家的安全等話。
不久，礦局派大通礦副礦長田振宗、工程師李發瑞分別到江西樂平煤礦、廣東岑南煤礦調查，并向總公司匯報，作為必要時撤退的后路。
礦務局副局長李境，是河北懷來縣人。李因熟悉“掃地出門”的“左”的政策，他的情緒當然影響一些人。礦區生產照常進行，表面上也很安靜，但各人內心各有各的打算。
這時，總公司委托駐南京的營運處，租了一個大庭院，作為疏散人員和器材的中轉站。
一部分工人夜間到礦區外農村集會，討論他們的打算。為此南山工房遭到搜查。
二、1948年初冬，煤礦局非常委員會成立
1948年淮海戰役前夕，煤礦局長王德滋召開了一次局務會議。這次出席人數比往常多，各礦正副礦長，室、處正副處長，醫院院長等都出席了。王談了軍事形勢和公司的打算。大意說，徐州附近將有一場大戰。國民黨軍頂得住，礦區沒有問題，如頂不住，兩軍將隔江對峙，礦區也就解放了。長江北岸將有一決戰，也可能出現拉鋸局面。公司方面準備于必要時將重要器材和一部分人員撤至南京，一部分到江西樂平煤礦。在會上，他還做了一些布置，如將基建性質的工程都停下來，趕運存煤等。
會后幾天，他就帶著私人秘書王裕和他的個人檔案到南京去了。材料科將電纜、無縫鍋爐鋼管等整理待運。總務處也派人去南京料理房子。秘書室主任張友賢、惠工處處長徒時化也相繼南撤。
這時，我估計到礦區解放在即，在和熟人交談時，明確表示不準備離開礦場的意圖。
1948年12月底，礦局的撤退工作準備差不多的時候，由李境代表王德滋召開一次局務會議，宣布王德滋的安排，并討論撤退的一些具體問題。出席人員同上次。李境提出來要成立一個撤退委員會來執行這些任務。會計處長洪述彭(可視為常務董事尹仲客的代言人)提出，這個名稱不合理，總公司并未通知撤退，礦局無權自行撤退。最后決定改為淮南礦務局非常時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機構和主要組成人員如下：
主任委員李境
副主任委員胡師童
運輸組組長王豫萃（主辦人員，主要辦理器材的運送和安置等事項)
會計組組長洪述彭(辦理費用事項)
情報組組長潘企之(交換各礦情況)
這次會議以后，撤退工作就公開化了。哪些人在南京分有房子也早內定過了。這次會議的記錄，仍記在局務會議的記錄簿上，一直保存下來。至于情報組的設立，是各礦怕逃不及，沿1947年的慣例，通過秘書室互通消息，其實，只是形式，真情另有渠道。那時秘書室主任張友賢已離礦，這差使就落在我頭上。
三、動員技術人員迎接解放
王德滋的撤退計劃公開后，我就分頭動員職工，留在礦山迎接解放。
這之前，淮南煤球廠廠長楊培綸的兒子楊毓英，抗戰勝利后隨孫毓琦去接收鞍山鋼鐵公司。不久解放軍戰略轉移，國民黨軍隊來了，鞍山就遭了劫，楊是逃回南方的。鑒于楊毓英的經歷，又由于王德滋估計長江北岸可能出現拉鋸惡戰，因之對如何迎接解放，各人的心理是很復雜的。
我首先動員李頡晟、王克堅、趙在田、邰敔等，他們都同意了，并將眷屬分頭安置在江南，以便必要時自己可隨解放軍進退。施茂富、吳國華、王杉玲等也同意了。周志雄、陳銀、張煥若等技術骨干也都留著不走了。李頡晟去動員鄭雅棠時，他因為平時為了工作和個別工人發生過沖突，有顧慮。不過他把無錫家里的地址留下說，礦區解放了，通知他一下，他一定回來。他信守了諾言。
動員東礦副礦長李榮彰時，他也顧慮重重，他說，他是成天直接和礦工打交道的，難免有得罪別人的地方，萬一發生麻煩，不好對付。我說：“他們不是不講道理的，萬一發生問題把你藏起來，避避風就是了。”終于說服了他，李榮彰留下來了，和他較接近的武羨民等工程師也留住了。
1948年九、十月間，我接到汪秀琦同志用張大煜同志的名義親筆寫給我的來信，要我將有關淮南礦的資料收集一份寄去。我當然領會到這是組織上為解放淮南做的準備工作之一。我立即整理了一套地質資料、工程記錄、井巷開拓圖以及統計財會等資料一大包，約1公斤，郵寄上海國際公寓××號張大爆收。當時，張和一位資本家合辦一個鉛筆廠，擔任領導工作。
四、廣大職工開展護礦斗爭
煤礦局撤退人員和運走器材的行動一開始，就激起廣大職工的反對，因而形成擁到火車站阻止器材裝車、攔阻工程人員離礦的護礦斗爭。同時還向淮南礦路公司提出發3個月遣散費的正當要求。
向公司提出這個要求(器材、人員、遣散費)遲遲未得到答復。淮南煤礦和淮南鐵路的職工代表，在九龍崗一起開會，決定組織代表團到南京和公司當局談判。并指定礦路兩局的秘書，我和王慶覃當顧問，以備談判時咨詢。方剛在電話里通知我，并說當天下午就要動身。這3個條件完全符合護礦和廣大職工的利益，我立即答應了。王則以病推辭。
當天下午3時左右，代表團在九龍崗車站上車。由路局派一輛機車掛一輛公務車組成專車。20名左右的代表中，我只認識方剛和韓景順兩位，在途中，經方介紹，認識了西礦機電工人李鴻祥。傍晚前到達合肥。第二天沒有繼續前進，而是到國民黨安徽省政府去請愿。這時，我判定黃色工會在插手而警惕起來。到省府后，送上一份“請愿書”，省長李品仙根本未露面，由一位秘書長代收后講了幾句客套話就算完事。第三天，合坐一輛客車開往南京。代表團都住在黃色工會的總工會內。我是受國民黨通緝過的人，住在那里不便，就到淮南礦路公司營運處投宿。晚上，遇到營運處副處長洪種平，通過他掛了個長途電話給王德滋。說明來意，并請公司速派員來南京解決。
次日早晨，營運處就接到上海總公司的通知說，公司已派協理徐韋曼乘夜車趕來南京，預約代表團在當天下午2時集合在營運處談判。談判按時在會堂兼食堂舉行。三個條件全都答應了。代表團在黃色工會指使下，還準備于翌日向國民黨社會部請愿。我的任務已圓滿完成，便獨自乘火車先回淮南了。
五、淮南礦路公司駐礦各單位非常時期執行委員會和淮南的解放
淮南礦路公司在礦區的事業，除煤礦和鐵路外，還有電廠、面粉廠、煤球廠和田家庵營運處，共6個單位。1948年12月，淮海戰役節節勝利，這個單位的頭頭，除胡衛中(路局副局長)、胡師童(礦局副局長)外，都先后離去，生產也趨停頓。公司來電，6單位合署辦公，成立淮南礦路公司駐礦各單位非常時期執行委員會，并指定胡衛中任主任委員，胡師童副之。辦公地點在路局胡衛中辦公室外面的一大間。胡衛中征求我是否愿意參加，語氣中希望我能參加。我同意了。后來，他又約我到他辦公室，當時沒有他人在場，他告訴我，他接到解放軍某部郭政委和劉寵光的書面通告，要他出來維持礦區的完整等待解放。他問我怎么辦，我當然表示極力支持他出來維持大局。
1948年12月底，赴寧交涉代表團回礦不久，礦路公司就履行了3個條件。1949年初，礦局科級以上職員留下的，除胡和我之外，有總務處副處長張樹楠、事務科長林祖肯、煤務科長邰敔、財務科長趙事賢、惠工處副處長廖達輝、機電科長李頡晟、九龍崗東礦副礦長李榮彰，此外還有九龍崗西礦副礦長趙再田，大通礦礦長張光正、李棲鳳等。他們說共產黨來也要開煤礦，他們是吃煤礦飯的，到哪里都一樣。這也穩定了不少人的思想。
1949年1月16日中午，廖達輝跑來找我說，國民黨劉汝明部準備撤走，拉來一車廂炸藥，在撤走前要炸毀礦區的機器設備。“兩胡”正在和劉交涉。廖說，當天下午駛往南方的煤車是最后一列了，他一定要乘這列車南下轉廣州，他是廣東人，新婚不久，眷屬在廣州工作。我想動員他留下，因上述原因未果。他答應維持到最后，他知道，全局的工人名冊和工資賬冊都在他手中，關系重大。事前我和他約好，同意他的安排，并表示，屆時如有人不放他走，我頂替他的職位。
我們倆來到九龍崗火車站，那里果然有一輛悶子車停在站臺上。我就履行諾言，幫他爬上煤車南歸。這時，大家意識到礦區臨近解放了。“兩胡”一方面和劉汝明應酬，同時，據說張子敬從南京將國民黨國防部給劉汝明緩炸礦區的命令全文通知兩胡。
1949年1月17日是礦區十分緊張的一天，擔心挨搶。吃過晚飯，照例坐在收音機旁，收聽上海臺和新華臺的新聞廣播。9時左右，西方傳來幾響槍聲，不知出了什么事。于是跑到路局胡衛中的辦公室，了解情況。
到時，辦公室里擠滿了人。胡師童、張贊元(路局會計處長)、陳夢麟(礦路警察總所督察長)等已先在。胡衛中正在和駐大通礦的警察分所通電話。在通話中，不知道向大通礦進攻的，是土匪還是解放軍。胡衛中當即命令派幾挺機槍乘單機(火車頭)去大通增援，一方面打電話給路局機務段調單機，一面又電話關照大通的警察分所，要他們派人繞道到田家庵了解是否到過解放軍，并囑咐他們退守碉堡，不要出擊，槍亦只朝天放。胡說，要是土匪，他們知道有準備，估計不敢妄動；要是解放軍，進了礦也無礙，一切等天明了再做安排。這時已過子夜。我回家吃點東西又回路局辦公室，槍聲稀稀拉拉，時斷時續。到黎明5時左右，槍聲停止了，知道來的是解放軍部隊，大家奔走相告。
1月18日中午，這支部隊開進淮南村，居民夾道歡迎。在淮南村北門外廣場開了個群眾大會。連指導員霍大儒同志在會上講了話，宣布淮南礦區解放了。（特約撰稿 潘企之）
(此文原載《淮南文史資料選輯》1984年總第三輯)
